杨国英：深层次改革已刻不容缓

　　11月1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携手并进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并重点指出“中国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相隔仅两日，11月14日，国务院即召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专门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入、细化的阐述。

　　此番党政最高领导人就“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慎重表态和紧密呼应，不仅为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所未见，亦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罕见。

　　透过温家宝总理将之解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我们可以预见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可能因此拉开序幕。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释放出深化改革的信号，不仅因为“中共十八大”将于明年下半年召开在即，更因为当下我国经济已不经意间面临内外双重挑战。

　　就我国经济的“外部挑战”而言，当下外部需求的大幅减少，以及由此衍生的全球贸易、汇率、资本之争，正日呈加速恶化之势。

　　事实上，自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已由最初的金融危机演化成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在经过2009年的短暂复苏后，即于当年底裹胁着更为严重的欧债危机持续至今，其间日本还于今年3月遭受到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故。

　　放眼今日全球，发达经济体已普遍举步维艰，其经济受挫程度几可与1929年全球大萧条相提并论。在发达经济体普遭经济重创之际，施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本币汇率以扭转贸易逆差，已成为美欧日试图重振经济的不二法门。在此种窘迫之境地，作为所谓全球化最大受益国的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发达经济体转移矛盾、转嫁风险的焦点。

　　正因为此，我国虽频频出手救援欧美债务危机，但仍饱受对方汇率、贸易的诸多指责。

　　在我国道义性增加进口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却仍在发达经济体的压迫之下，仅今年以来即升值逾4%。与此同时，我国外贸增长将从2010年的34.7%降至今年的20%左右，贸易顺差占比GDP将从2001年加入WTO后的高位近5%降至今年的2%左右，且以此趋势持续五年我国贸易顺差将归至为零。刚性外需的急速减少、外贸增长的急剧下滑，对于将外贸作为经济增长最为关健引擎之一的我国而言，必然是难以承受的。

　　就我国经济的“内忧”而言，当下我国内生资源约束以及民生保障缺位，已不仅成为我国经济的增长之碍，更成为我国经济的稳定之碍。

　　内生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资源供给上，仅从我国逐年加大的电力缺口即可见一斑，继今年我国电力缺口高达3000万千瓦之后，2012年更将高达5000万千瓦。

　　与此同时，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4.8%，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3.6%，就曾为全球最大出口国的煤炭而言，我国现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此外，“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亦已成为我国内生资源的关健约束之一，随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于需求的急剧减少，我国劳动力成本10年来已增加了近两倍，远远超过了我国同期GDP的增长幅度。

　　与内生资源约束的严峻现实相比，民生保障的缺位则更为冷酷。由此，不仅企图通过内需扭转经济增长结构的国策难能成功，且日益增加的民意纷争亦会因此频发。因为，真正启动内需，除了需要一定的可支配财产外，更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免除民众扩大消费后的担忧。

　　虽然，近两年我国用于民生保障的财政支出正迅速提高，其支出已从2008年GDP占比的5.4%上升到2010年的6.5%，但这与内需型社会结构的民生保障GDP占比15%仍存在很大差距。而之于当下，民生保障的巨大缺陷更体现在：我国社保基金尚存高达10万亿元的缺口，且每年1600亿元、人均110元左右的全民免费医疗尚不能具备。

　　对于深处“外患内忧”的我国经济，进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由此拉开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序幕，不仅是之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无奈之举，更是之于改革以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式的弥补之举。

　　将今日我国经济的日趋扭曲，置于历时32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进行考量，我们会发现，如果说以增量改革为主的前16年，“效率”和“公平”均得以相对彰显的话，那么兼以存量改革并行的后16年，则无论是“效率”还是“公平”均大打折扣。

　　虽然在1994年之后的改革中，财税制度、金融改革、国资管理等相关改革获得了相对成功，但必须承认这些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革。实际上，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惯性体制没有结构性改变之前，在政府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权力过大，而相关监管却相对缺失时，GDP表面大幅增长的维持，必然会以边际效率降低的持续规模投资为代价。而之于利益分配结构的“公平”，在政府主导经济权力的监管相对失控时，不仅不能真正实现，且日渐拉大的基尼系数必然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苦果。

　　对此种“扭曲型”经济增长结构、以及“落差型”利益分配结构的真正扭转，必须以抑制政府权力、强化权力监管为前提。只有在政府将自身从主导经济的“运动员”，变为市场经济的“服务员”和规范经济的“裁判员”时，我国过于依赖投资和外贸的短期外延式增长，才有可能成为由内需和创新拉动的长效内生式增长。亦只有如此，“权力寻租”的空间才会减少，利益分配不合理所产生的民意纷争才可能相对缓和，改革亦才有可能再次回到“帕累托最优”的有序轨道。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早于2003年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成立国家发改委时，即已有题中之义。蹉跎至今，此番最高层再次呼吁，应该说对当下我国经济日趋“外患内忧”的险境而言，真正启动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