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能力到底改善了多少？

　　专访尼古拉斯·拉迪

　　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能力到底改善了多少？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我的一位华盛顿的朋友知道我即将采访拉迪，特意向我推荐了他的专著《中国融入全球经济》（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Clobal Economy），他说，由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书出版于中国加入WTO前后，因此该书一面世就在美国引起轰动，但是我的朋友并不知道，这本书早在2002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版，同样在政府和学术圈内产生广泛的影响。在这本书的封底上有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飞o加滕（JeffreyE。Garten）推荐的几句话：“迄今为止论述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方面的最全面、最严密和最重要的著作，是政府和企业界的领导人，以及那些想要多了解一些未来几年国际商业和金融的人的一本必读书”。

　　 由于拉迪的专业背景，他不同于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专家，他看中国是用数据说话，所以比较客观，显示出一个学者的严谨。他的这本书经历了10年时间的检验后证明，当时他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预测与判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在这本书中他向读者说明了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中国有决心和能力将自身融入世界经济；二是中国经济的强大将对自身及世界经济造成深远影响。他认为，虽然中国入世会为此付出一定的短期成本，但也将获得更大的长期收益。拉迪于1998年在中国还出版过另外一本书《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同样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本书主要描述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拉迪指出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造成威胁，并论证了对这一体系进行重整和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正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发放了过多的不良贷款因而处于“技术上破产状态”，据说是国际上最早提出这一判断的人。

　　 认识拉迪有很多年，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在国际会议上见到他，遗憾的是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采访，拉迪在华盛顿圈很有影响力，时常看到他在国会为中国相关问题作证。6月访问美国时，他理所当然地在我的采访名单上。在华盛顿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的办公室等候了10多分钟，他正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利用空闲时间浏览了拉迪办公室的书架，几乎都被历年积攒下来的中国的统计年鉴占据，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包括各省历年的统计年鉴。

　　 拉迪并没有按照我事前准备的题纲回答问题，比如给中国入世十年如何打分等等，更多的时间他把话题集中在他所做的最新研究上，即“金融压制”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影响，他认为银行业与农业、制造业以及其它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缺乏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来自存贷差而非竞争能力。根据他最新的计算结果，如果平均存款利率与平均贷款利率的差缩小100个基点，也就是1%，整个中国银行业的盈利都会归零。拉迪提出新的质疑：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能力到底改善了多少？如果在一个更加竞争的环境下银行的盈利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银行业表现

　　 《21世纪》：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从外部学术研究层面看，您是研究最深入的一位，2002年布鲁金斯出版了您的专著《中国融入全球经济》（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Clobal Economy），我要恭喜您，仅就这本书的结论而言，您的绝大部分预测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是建立在对中国的深刻了解以及专业的研究的结果。十年过去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入世后十年间的表现，是否能够做一个后评价呢？

　　 拉迪：我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表现不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期间，中国逐步成为一个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我们知道很多人预测中国的农业将会因为入世受到巨大的冲击。但中国的农业表现特别好，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农业这一行业在中国非常灵活，当相对价格出现变化时农民们就改变他们的模式，种植不同的作物。当然，在中国开放市场后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灵活的价格等因素，农民们可以调整和应对，并在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自身的收入。

　　 我们记得当时很多专家都预测，入世后所有的农民都会失去工作，收入将会下降，形势非常可怕等等，有些人非常悲观，如果不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跟踪研究的话，我也可能会产生这种悲观的看法。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农业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农民们能够调整和应对，如果一种作物价格下降他们就种植其它作物，因为不是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会下降的，因此，他们能够非常好调整自己去适应这种变化。这些调整中也包括某些产品的大量进口，比如大豆等。我认为农作物种植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是转向了高附加值的产品，更多地生产乳制品，肉类等，这些产品的价格比较高。随着城市收入的增加，人们饮食结构多样化。所以我认为农业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成功的秘诀是灵活性，整个经济体是市场型的，因此才成为可能。总的来说，农业非常成功。

　　 《21世纪》：那么具体到银行业，您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在入世后受到了什么影响？产生了什么变化？

　　 拉迪：国有银行的经营在过去的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注资、消除坏账和所有制改制，国有银行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银行已经由过去单一国有制转变为股份制结构，通过吸引战略投资者，以及推动银行上市等。银行业的这些变化，主要是来自国家内部的体制改革，改进银行的监管环境，比如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个非常有效的管理机构。大家当时认为入世后受到负面冲击程度第二大行业就是银行业，但实际上银行基本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21世纪》：关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否如您在书中预测的那样，外国银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并没有大幅度扩大？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拉迪：坦率地讲，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业开放程度不够。我认为，与农业、制造业以及其它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缺乏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我曾在书中预测，外国银行不会大幅度地扩大中国的市场份额，无论是贷款还是总资产，实际结果也与我的预测一致。

　　 2001年，在中国经营的外国银行有200多家，加入WTO前外国银行的占中国的市场份额1.5%到2%，但到目前其市场份额仍不到2%，外国银行的市场份额没有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银行业缺乏自由竞争。因为在银行业利率是价格，中国的利率是受管制的，特别是2002、2003年中央银行控制着利率结构，为银行支付储户的存款利率限定了上限，并为贷款设置了下限，不能低于下限的90%，其结果就是利率结构不够灵活。我的观点是如果在比较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外国银行会扩大市场份额，并很具竞争性。

　　 《21世纪》：您是否可以就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评估能力做个评价？

　　 拉迪：这点很重要。客观来说，银行业的风险评估能力相对10年前、甚至5年前有很大提高。中国银行历来都有按照政府要求提供贷款的历史，它们都是政策银行，提供的是政策性贷款，因此，没有培养出风险评估的能力。

　　 比如说，如果我向你提供贷款你能够偿还，但是如果我向他提供贷款他可能无法偿还，但我没有能力鉴别你们的差异。但是外国银行因为在市场竞争环境经营多年，它们风险评估能力更强。因此，如果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他们就能够挑选到更好的借款者。如果你的能力强，项目盈利能力高，尽管你过去一直是汇丰银行的客户，但是我会告诉你，如果你转到我们银行，我们向你提供的贷款利率比现在你的贷款利率低50个基点。你来和我们做生意。汇丰银行没有能够了解你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客户，他们向所有的客户提供的贷款利率都一样。但在目前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我是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或者渣打银行，我就不能向我认为信用风险低的好客户提供较低利率的贷款，这对企业竞争来讲是个很大的限制。

　　 因此，由于利率管制，中国的银行能够保住市场份额，我认为总有一天利率结构是要放开的。记得温家宝在2009年在人代会上说，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但到目前什么动静都没有。上一次对利率放开的举措是在2004年秋季，从那之后就再没有改革动作。原因很多，很复杂。

　　 管制与开放

　　 《21世纪》：利率管制有很多弊端。

　　 拉迪：是。我认为自2004年起，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一个 “受管制”的体制，这种体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利率过低，政府控制利率，让利率更低。我用个图表来说明一下我讲的这个情况。这条线是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是用名义利率减去物价指数计算出来的，即用一年期存款利率（这是利息的上限）减去CPI。这个图显示从1997年到去年年底，这些年利率都是正利率，红色的线是平均利率，3%多一点儿，但从2004年初到去年年底，平均利率为负值。你可以看到，直到2003年12月，利率都是正值。原来的3%的平均利率变为后一阶段0.3%的负利率。因此，利率受到央行控制并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21世纪》：有专家认为银行系统没有被摧毁反而赢利越来越多，是由于银行系统控制利率，并存在很高的存贷差，所以盈利并不能说明银行系统有竞争力，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拉迪：是的。央行确定存款和贷款利率，把存贷利差定得很大，银行可以赢利。央行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对银行进行了成百上千亿的人民币注资，我想政府是想保护他们的投资，他们不想看到这些银行亏钱，并需要再注入更多的资金。央行把存款利率定得很低，这样银行的资金成本就很低，因此，这段时间银行非常赚钱。但是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银行的经营能力到底改善了多少，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一个更加竞争的环境下银行的盈利结果会是怎样的。

　　 去年，中国银行的夏钢写了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他说如果利率是放开的话，银行甚至很可能会亏钱。因为如果利率放开，那么存款利率就会提高，存款人会有正收益，也就是说银行将高成本转嫁到存款人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存贷利差会缩小。因此我们不知道，真的无法预测如果利率放开的话，中国的银行业表现会怎么样，它们竞争力会如何。我想在过去10年间，银行的经营能力一定有所增长，评估风险的能力也更强，在选择更好的客户的能力会有所提高，向信用风险高的客户要求更高的资本回报方面都有改善。但是银行如果在更具竞争性的环境下经营会更具挑战性。

　　 《21世纪》：总体而言银行业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入世而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您认为主要原因是？

　　 拉迪：就银行金融业而言，大家所预测的入世对国内银行金融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并没有出现。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政府采取了诸多举措对银行进行改革，如结构调整，引进战略投资者，消除坏账，海外上市等等，这些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措施。二是政府为国内银行赢利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如利率管制。如果在开放的环境下，我们不能肯定会出现何种情况。有些银行可能会很好，有些就不那么好了。我们想看到经营管理能力强的银行更赚钱并实现规模扩张，而那些经营管理能力弱的银行盈利少、规模也会越来越小，这就是竞争，好的就更大，不好的就要缩小，要由市场来决定谁会越做越大，谁会越做越小。但如果整体大环境都是有利于盈利的话，就很难分辨哪家银行最好，政府在所有银行的后面对都推一下。因此，这仍是一个挑战。

　　 《21世纪》：您的观点一针见血，令人深思。

　　 拉迪：我并不是说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表现糟糕，有一天会崩盘。当然，很多人一直有这种观点。我的观点是这还很难说，或者说不准。直到有一天大环境更具竞争性，我们真的无法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计算结果，如果平均存款利率与平均贷款利率的差缩小100个基点，也就是1%，整个银行业的盈利都会归零。计算用的数据来源是中国银监会。根据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以及银行盈利水平，我们能够估算，如果利差缩小（除非有其它情况出现冲抵），导致的银行经营业绩的变化。

　　 金融与宏观经济影响

　　 《21世纪》：您的这个研究结果令人沮丧。

　　 拉迪：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书，书名大概是《全球危机后如何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表现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保持这一强劲增长，我认为金融业是很关键的。

　　 我再给你看一个与利率相关的图表。这个图表中显示的是居民存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看这里，当存款利率是正值的时候，存款比例是29%左右，没有明显的趋势，有上有下。但如果从2004年开始看，存款比例大大提高，这是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是整个经济的资金流量表，我们看这里，有居民储蓄额、可支配收入等，因此我们可以算出这个比例，不是估计数据，而是根据实际数据计算出的。最近一年的数据是2008年的，我不知道2008年后是什么情况，这些数据的搜集整理比较复杂，因此滞后。再回来看，当存款利率变为负数后，存款比例反而增加了。而且一直不断增加，从2004年初29%到2008年底36%，增长了7个百分点。我的解释是大多数中国家庭都储蓄，这些家庭储蓄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目标储蓄”，如果生病要去花钱看医生，有些医院看病必须先交钱，因此，每个家庭最好在银行里要有些存款。当存款利率下降，那么要达到你存款目标额所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那么你怎么办呢？只好存更多的钱。因此，当利率从3%下降为负0.3%时，人们的储蓄反而增加，这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占总GDP的比例低的一个原因。

　　 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不停地讲要促进居民消费，但却很难做到，反而人们的储蓄比例上升了。我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有力的发展，关键在金融业。再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是城镇居民住宅投资，你可以看到当存款利率变为负值，人们把更多注意力转到购买不动产，因为城镇房地产投资回报率非常高。你可以把钱存在银行，看到的是它越来越少，购买能力越来越小。因此，你把钱取出来，买房子，增值了。第一个阶段，居民住宅投资占GDP的比例是3-4%，第二个阶段，从04年到08年底达到6.8%，翻倍了，而且还在增长，快到9%了。中国的投资比率增长如此之快的一个原因是住房投资增长过快。

　　 《21世纪》：加大了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力度，也许今年数据会好一点？

　　 拉迪：不会。今年头五个月，资产投资增长35%，住房投资增长37.8%。一线城市可能会疲软，但许多二线城市住房投资仍被看好。在我看来，高压金融体制将房地产投资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投资类别。我认为尽管这并非政府的目标，而是一个未预期的意外后果。高压金融体制造成人民多储蓄，投资房地产更多。因此，从短期来看，这个高压的金融体制是有好处的，它为国内银行赢得了时间来提高与国外银行竞争的能力。但到目前为止，经历了6年的过低利率期，这种金融体制已经被扭曲，造成了住房投资上的过度投资。中国的金融体制最终可能要经历一次大的调整，就像美国所经历的那样。我想如果出现的话，不论名称是叫调整也好，还是泡沫破裂也好，都将与美国的经历不同。

　　 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能力到底改善了多少？

　　 《21世纪》：会出现什么情况？受到影响的是行业或者还是整个经济走势？

　　 拉迪：在美国，金融体制调整的话，受冲击的主要是金融行业，而在中国，我不认为金融业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在美国我们用了很大的财务杠杆，推高房地产价格用了很多的借款，但中国不是这样的，借款比例不是很高，很多人付现金购房，购房首付款比例很高。有一点你肯定会很吃惊，在美国，从1951年到2000年，平均住房投资比例是4.5%， 2001年到2005年大约是6%，只增长了1.5%，实际住房投资增加的比率很小。因此我们的泡沫是由金融杠杆造成的。中国正好相反，实际投资增长巨大，但是杠杆的增加却很小，即使这样，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依然会很大。如果房地产不再是受欢迎的投资类别，那么房地产投资增长不是慢下来而是缩小，而且缩小的规模会很大，这就意味着需求减少，投资增长放慢。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士称中国钢铁总产量的40%是用于住房建筑的，如果房地产增长下来，钢铁需求也会下降，对铜、铝、水泥等的需求也将下降，因此对宏观经济的乘数效应会非常巨大，对GDP的打击会非常大。银行不会有事，他们不会破产，而美国很多银行破产了，很多投资人由于房产价格下跌造成损失惨重。

　　 因此，中国的风险不会像美国一样是金融业的风险，而更多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再给你个数据，在美国，2007年家庭总负债占可支配收入（可以理解为税后收入）的比例是130%，很大的杠杆（借款很多）。而中国，到去年年底是50%。只是近两三年增长较快，过去曾经是30%。但即使这样，与美国相比也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投资增长很快，但是杠杆率仍然很低。与你谈了这些，主要是你问到了银行业的问题。

　　 《21世纪》：我还是希望听到有您这样的另外一种研究的声音，对未来经济发展最起码有一个警钟性的作用。

　　 拉迪：我不是说银行业表现不好，而是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中国已经有了更弹性化的利率环境。比如一些官员认为中国会在5年内放开净资本账户，但是在放开资本账户之前必须让存款利率浮动，因为国内利率太低。平均来讲，中国工商银行存款百分比很大，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富人能够知道怎么去更稳妥地赚大钱。他们不想和股市同步，因为股市是非常易变的，并且股市指数依然在07年10月的6800点一半以下，吴敬琏也说中国股市就是赌场。

　　 《21世纪》：我们把话题转向到美国在中国加入WTO后的收益，当时克林顿总统和美国贸易代表都曾经告诉美国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与金融等服务市场会向美国开放。您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美国还是中国的收益更大？

　　 拉迪：我想从均衡的角度来讲应该是的。毫无疑问，美国在与中国的WTO贸易中获益，不仅从贸易方面还从开放的经济领域获益。美国公司投资了大量资金，也获得巨大的利益，同时其他国家也从中会获益，但是最大的收益者是中国自己。我说的均衡是指显而易见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在2004到2007之间中国实现了巨大的外部盈余，有些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此大的增长给世界各地的增长带来了动力。还记得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了GDP总量的8.1%，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的贸易国家曾经有过这种增长，在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以消费带动的快速增长中也只占到GDP的3.4%，所以中国10.1%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一个国家正在高速增长时意味着它给世界提供着更多的商品，这些商品也是被世界各地所需要的。如果我是中国，我卖给你更多的东西，你的收入下降。在中国快速增长的时期，其他国家是没有这样增长的，这样的增长是起潜在的统领性作用的。美国积攒了一切东西去拯救房产业，这其中一半被认为是破裂了。美国也有很多金融发明产品被证明是不好的，所以中国是有潜力降低世界经济下滑速度的，但是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房地产泡沫巨大，这也是在这种均衡中的缺陷和风险，需要被注意。

　　 《21世纪》：我来到美国后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当年克林顿同意中国加入WTO举措的诸多预测如今几乎均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以您的视角看情况确实如此吗？

　　 拉迪：也许是的。可以确定的是，长期来看美国的利益是与中国利益是吻合的，所以我认为一些潜在的机会比较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我想很多人对此有很大的期待，但我并不完全认同。只要中国还在控制利率，国外银行业就很难从中国的金融服务中获利。所以承诺将在金融服务业开放后才能实现。但是人们总是会对银行业结构和利率进行长期的考虑，我看到的种种迹象表明金融业将被开放。另外我曾经多次说过加入WTO对中国是有益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的贸易壁垒会降低，或者会创造出数以万计的新就业岗位。

　　 国有企业明显改善

　　 《21世纪》：您曾经写过《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这本书，不仅谈到中国银行，而且还曾经谈到过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您看来中国国有企业入世前后的表现如何？

　　 拉迪：我认为国有企业的表现是明显得到改善，现在的良好发展一部分得益于朱镕基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WTO前的经济改革，当时很多国有企业关闭，整个国有企业萎缩，一些企业的控制权发生改变，很多工人下岗。这些改革决定了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加入WTO后的竞争性激发了国有企业更好的表现。

　　 《21世纪》：一些人不看好中国的国有制企业制度，您对这种企业制度怎么看呢？是否真的是影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呢？

　　 拉迪：很多人从外部观察中国，他们认为国有制是不好的，必将失败。我一直持有不同观点，我认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竞争中的市场结构，所有制是重要的但是次之。

　　 从理论上讲，中国许多传统工业仍然存在很强的竞争力。以钢铁行业为例，私营企业贡献了40%的钢产量，国企中仍然具有很强竞争力，比如宝钢，很多国企证明他们的竞争力。现在很多行业的市场竞争激烈，也产生了一些很有竞争力的公司，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市场结构最重要的原因。

　　 以银行业为例，在改革期间，城市商业银行增加很快，也产生了比如招商银行这样的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传统四大商业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虽然正在减少但仍然巨大，而且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总之，市场结构是比较好的。但是利率管制过度，人民银行对利率的控制仍然过于强势。总体来看，我认为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和15年前相比改变了很多，股份更少了，规模萎缩了，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一个完整市场。

　　 《21世纪》：在北京有一次WTO座谈会上，一位非常有名的专家谈了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加入WTO最失败的就是国有企业越做越大，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您对中国私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是怎么看的呢？

　　 拉迪：中国的一切都在变大。1978年改革刚开始时候，制造业81%的产品是由国有企业完成制造的，现在这一比例仅仅是25%，根据三四年前的统计数据，其中私企是经济增长的很大动力。很多人说“国进民退” ，我不这么认为，这是一张图，是2009年和2010年的，这是工业，这是不同的所有制，这是增长速度，谁增长最快？私企，2010年是20%，2009年是18%。谁增长最慢？国企，国企只在2009年增长了8%，2010年稍微好些。如果拿两年的一起来看，私企增长了40%。

　　 《21世纪》：跟研究统计数据的专家说话心里踏实，所谓“国进民退”是假命题，他们根本不看统计数据。

　　 拉迪：我想这是种很强的感知能力，也许是来自内在的但同时确实是来自外在。人们仍然认为中国经济被“大方阵”控制，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银行。我们没有很好地了解小公司，他们的增长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