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成绩单

　　

　　 本报记者 钟良 深圳报道

　　 自2010年12月1日起，内外资企业两项税费实现统一，外资“超国民待遇”取消，但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并没用减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04万家，同比增长6.24%。

　　 1978年12月13日，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达成协议，可口可乐成为进军中国的外资跨国公司第一人。30多年过去，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通过对华贸易和投资，让中国找到了以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自身崛起所需要资源，并示范引导中国的企业融入全球化的市场，也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11月5日，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王川流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仍然要“选择性吸收”外资，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外资带来的首先是观念上的冲击

　　 《21世纪》：中国引进外资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在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和外商分别从各自身上获得了什么？

　　 王川流：中国引进外资的最初的目标有两个：补充国内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而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在华投资建厂一方面是为开辟新市场，另一方面是为降低生产成本。

　　 实际上，中国引进外资，不仅仅是引进了资金、项目，更重要的是引进了现代管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营理念、现代市场法则、现代市场营销，引进外资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要过程。

　　 《21世纪》：1989年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就成立了，能否举例说说外资的影响？

　　 王川流：在最初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我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典型的是在打破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以及外企专业的精细化分工方面。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制造业是讲产值的，一些产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压在仓库里，造成很大的浪费，这是计划经济很大的弊病；外资企业是以订单定生产的，生产与市场直接挂钩，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体现。外资企业带来的这种观念上的冲击和改变，是根本性的，使我们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和架构。

　　 在制造业生产观念上，精细化分工的冲击和改变也是很明显的。例如，过去国内市场上的自行车，被“飞鸽”、“凤凰”和“永久”三大名牌所垄断。那时制造业的概念是，车上的任何一个零部件都是其生产厂家自己生产出来的，包括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当时我也采访过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施展雄先生，其运营方式和国内“永久牌”自行车厂商大不同。施展雄是从各专业厂家采购零部件，然后根据不同的产品档次组装出自己品牌的自行车。

　　 正是这种专业的、精细的分工，推动了产业的创新发展，使产品越做越精，并形成了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这种专业的分工正是现代制造业所走的道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从开始的自行车、纺织、服装、钟表、珠宝、印刷、家具、玩具等行业的企业群、产业链形成，到后来计算机、通讯、电子元器件、光电、芯片等现代高科技产业链、企业群的形成，外资都功不可没。

　　 “超国民待遇”的终结

　　 《21世纪》：外资进入中国，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

　　 王川流：外商投资最初主要是以来料加工等“三来一补”的方式进入中国，深圳则是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桥头堡。

　　 当初，外商对中国的政策、国情等情况不了解，不敢轻易进来投资，而香港与广东在地区、人口、资源、语言、民俗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试探着回国投资。

　　 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些港人和一些具体的村、镇联手，村里出地出人，港人出钱建厂，出机器、出原材料，在新建的厂进行加工，加工好后港人再把货发出境外，然后支付给村里“工缴费”，（曾经有段时间叫“人头费”，就是以当时工人的人头来算，这个“工缴费”是以合同的形式来出现的，比如村子出了一块地，港人投资建厂，土地的使用期是30年，港人每年给当地村、镇交“工缴费”，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法人地位的加工厂），这就形成了早期的前店后厂、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企业。

　　 后来，随着政策的明朗，台资等外资直接进入东莞、江苏以及有工业基础的上海等地，投资方式则更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向外资的开放的类别已达到100多个服务类和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类，开放程度与部分发达国家所差无几。

　　 据了解，目前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的比重已逐步达到整个吸收外资的46%，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目的地，制造业吸引外资中的高技术产业占比达24%。

　　 十年来，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已经由2001年的46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147亿美元。

　　 《21世纪》：有消息称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我国引资政策将进一步“去身份化”，即不再根据外资身份给予优惠政策，而是强调引资“三认同”原则，即产业认同、区域认同和项目认同。外资“超国民待遇”是如何形成的？

　　 王川流：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技术上，我国都存在明显不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利用土地、劳动力、赋税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吸引外资进入。

　　 1981年12月13日起，涉外税收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在1986年进一步扩大外资企业优惠后，外资企业在20多年里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比如税收方面的“二免三减半”，即应缴的所得税开办后的前两年全免征收，3至5年减半征收（这一优惠政策只适用于生产型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当年的收入额主营业务的部分要占到收入总额的50%以上），在以后税收中总税额也不超过20%，而内企则是30%。此外还可以免交几项重要税费，比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直到2008年，为反映公平竞争的市场呼声，新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规定，内外资企业税率分别由现在的33%、15%统一为25%，不过对于一些高科技外资企业以及在开发区的外资企业，其税率还是15%。但一直到2010年，中国才最终终结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要选择性吸收外资”

　　 《21世纪》：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变，而资源、土地、成本等硬约束也越来越难以容纳低端产业。另外，有了巨大外汇储备。中国还需要外资吗？

　　 王川流：无容置疑，中国还需要外资。

　　 虽然我们被称为“金砖”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科技总体水平上还是在经济总体水平、人均水平上，还有不小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只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才能与世界经济发展同步，才能在全球新的资源配置和产业链布局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而外企往往更有海外市场的开拓经验，以及相对较好的技术优势，中国还是需要外资中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项目。

　　 《21世纪》：新时期，我国如何擅用外资？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何新变化？

　　 王川流：要选择性吸收外资。

　　 以深圳为例，最近几年，深圳的外资企业虽然有向外转移、扩张的，但是增资的依然很多，同时向产业链中上游的引进和扩大。这种扩大不是低层次制造部分的扩大，而是向研发、设计、零部件、组装、产业链管理、物流、营销、服务环节方面的扩大与延伸。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9月份在厦门就公开表态，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还要继续不断提高引进外资，包括拓宽吸收外资新的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环保等领域，鼓励外资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设立研发中心，研究制订支持边境合作区和跨境合作区的政策和措施，支持沿边的合作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