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华为不是奇迹 WTO背后的科技产业逻辑

　　 特约评论员 刘燚

　　 回想起来，10年前，中国加入WTO之际，当时中国媒体最热议的产业类话题是什么？其一，中国的纺织、玩具企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终于可以逐步不再受制于欧美的配额了；其二，中国的金融、汽车等产业会不会一下子被冲垮，被产业殖民。

　　 恍惚十年WTO梦。

　　 时至今日，似乎没有多少是按照预设的争议而发展，除了中国的纺织品等轻工产品出口迅速得到了提升之外，真正扛起中国出口大旗的是机电等重工业产品。包括PC/手机制造等电子产品，造船/机械等传统工业品，已经电信设备、发电设备等产品，而其中，电信设备产业被看作中国竞争力崛起的一个标杆，华为、中兴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已经位居第二、五位，而且大有继续提升之势。至于汽车业，很难说，国产品牌发展滞后是WTO所致。

　　 那么，如何来看待WTO与中国科技产业、特别是IT之间的关系呢？

　　 WTO与产业迁移

　　 WTO原来叫关贸总协定，其实，这个原始名称更能准确反映其核心价值，即通过多边谈判，在一个框架体系内，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秩序化，而且，其中第一要务就是降低关税，以促进资源更高效的配置。

　　 没错，其核心是为了资源配置。当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由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都相对廉价，拥有高科技含量、高管理质量的美国、日本企业就面临着双重机会：一方面，占领中国这一巨大的新开放市场；一方面，将产业链的部分环节转移到中国，以降低成本。

　　 自由贸易就像是水，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由贸易之大势。

　　 但是，为何流往中国、而不是南亚、非洲？因为，中国人有“开门揖客”之心，去除了大量的内部壁垒，大肆吸引外资、给与诸多优惠，并且相当长的时间内压缩消费、用高积累大力度的修缮基础设施——这等于疏浚外资产业链迁移来华的河道。加之中国建国以来，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普及初中教育、男女平等增大劳动力供给潜力，让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都具有比较优势。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欧美产业链迁移是必然，是水往低处流；但是，能迁移到中国、而不是印度和非洲，是因为中国与之相比有比较优势。其实，这一进程早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亚洲四小龙就演练了一次，它们代替了南美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中低端产业链。

　　 因此，当我们聚焦IT产业的时候，这些年中国最引入瞩目的固然是中兴、华为，其实更具有标杆意义的是富士康，三者成立时间相仿，富士康更是完完全全为了承接IT产业的低端产业链而生，其崛起速度更快、更顺畅，其实替代的对象是亚洲四小龙、南美等“上一棒”，是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替代。

　　 那么，中兴、华为的崛起，本质遵从的是一样的逻辑，只是相对更趋于“中端”，技术含量更高，其替代对象往往是“第二世界国家”，是第三世界对第二世界制造业的替代，中兴、华为的崛起也伴随着欧洲、日本电信设备制造业的衰落，甚至也包括部分美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与之相仿，当前印度的IT外包业，也是印度对第二世界里服务业的替代。

　　 在IT产业，很多时候，都是高端美国+中低端中国、印度、四小龙的组合，而欧洲、南美甚至日本成为Loser。

　　 中兴华为不是奇迹

　　 中兴、华为成功的动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兴、华为的产生不是奇迹，而是产业链转移的结果，这是市场经济的内驱力。改革开放、加入WTO为这一转移进程消除了一些障碍；中国建国以后的普及教育、男女平权、甚至大学扩招，以及重视基础设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成为促进这一转移的重要条件。

　　 当然，在大趋势之下，企业家的努力、既定的产业政策也是重要推手。比如，任正非、侯为贵等企业家，具有开拓精神，且建立了相对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这些微观努力是他们能够成功，而当年数百家交换机厂商倒掉的原因；

　　 中观层面说，中国电信产业有良好的传承，自上个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到70年代的军工研发，当初体制内的自主研发风气甚浓，一旦市场化，这些体制内的力量最终转换为了市场的原动力——巨大中华四家企业无一不是当初体制内的外溢；与此同时，电信产业采取了不少政府采购政策引导，也帮助中国企业能够从小到大，起到了孵化作用。

　　 与之相反，汽车等产业，不是因为没有赶上WTO的大趋势，而是输之于中观和微观层面。比如，中观上，在现代化制度改造上起步甚晚，且坚持以“市场换技术”，事实上这是行不通的；微观上，确实也缺少任正非、侯为贵同等优秀的同时代企业家和历史机遇，李书福、尹同耀们属于下一代，也就等于推迟了这个产业的崛起时间。

　　 因此，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回看中国IT产业的发展路径和动力机制，我们应该看到，大势不可违、可以借重，但是，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企业家的努力也不可或缺——而产业政策设计、企业经营，必须要符合客观规律，这是一种“软科学”。

　　 因此，面向未来的十年，我们看到WTO框架下中国的关税、以及全球的关税总水平已经降低很多，这种宏观制度的红利在迅速下降、甚至消失。与此同时，资源成本、人力成本的提升也让中国日渐失去了成本优势，中国的众多产业已经没有多少“替代”第三世界的空间，部分产业也已经没有太大替代第二世界的空间。

　　 这种情况下，必须重视“软科学”，注重微观层面的竞争力提升，才能促使产业链升级。这一步无疑更难，所以，不要寄希望于WTO、也不要寄希望于产业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