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宏观政策应保持中性

王尔德

　　“我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整体比较乐观，GDP还会保持平稳增长，不会出现大幅回落。”在“第五届亚洲制造业协会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对本报记者表示。

　　他认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8%-9%之间，通货膨胀率降到4%左右，宏观经济政策就应该保持中性，也就是说既不要去刺激它，也不能去紧缩限制经济增长。

　　同时，他也表示了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疑虑，“十一五以来，产业结构、分配结构调整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高耗能产业的增长速度还有所加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些都亟待改革”。

　　他特别强调，在地方已经开展自行发债的情况下，要吸取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教训，应加强监督，既要加强中央金融机构的监督，也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还要加强人大对政府财政的监督。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陈佳贵：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与2008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幅度下降。2008年之前的几年，净出口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一般在2-3个百分点，2009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下降到负的3.9个百分点，2010年也只有0.8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为负0.1个百分点，全年也很可能是负的。换句话说，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内需拉动的，出口增幅下降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是已经比2008年时要小得多。

　　今年我国经济回落幅度不大，我们研究发现，2011年的GDP增速可能为9.2%，仍在合理区间。

　　《21世纪》：有不少机构预测，国民经济明年可能会出现大幅度回落，对此你怎么看？

　　陈佳贵：由于受欧美经济乏力的影响，明年的外贸形势面临一些困难，但是出现很大的下降幅度是不大可能。

　　其次，在政府投资方面，也会稳定增长，比如大家关注的高铁。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之下已经开工的很多项目不可能暂停，否则浪费更大，但是新增的项目就很难讲。同时，在政策上，明年政府要进行换届，根据以往经验，不可能让经济回落的太厉害，政府在投资上不会大量地减少。

　　同时，在内需这块，也在稳步增长，至少不会出现大幅萎缩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明年经济会稳步回落，GDP增速可能会回落到8%-9%之间。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速度了。

　　经济回落不会造成较大失业

　　《21世纪》：假如GDP增速回落到8%-9%之间的话，会产生哪些影响？

　　陈佳贵：我认为，这会对我国很有好处。GDP增速在8%-9%是最优区间，9-10%是次优区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8%到9%的范围内，资源和环境是可承受的。这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经过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理论界共同研究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将未来五年GDP增速定在7%、今年年度增速定在8%的原因所在。

　　《21世纪》：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叫促增长保就业，GDP增速的回落对就业会带来很大压力吗？

　　陈佳贵：过去人们之所以把GDP增速定在9%甚至10%以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保就业。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了。

　　首先，现在新增适龄就业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降500万左右，这意味着再过两三年就业劳动力人口就不会增长了，该往下走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其次，以前认为就业压力大的一个理由主要是农村可以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人口问题，实际上这部分人口也越来越少。

　　我们做过一些调查，像四川、河南、山东、江西这样的人口大省，真正能够转出来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了。我前不久才从四川回来，省里已经给各个地市都下了指标，要留住人口，最好不要到外地去打工，在当地解决就业。这说明什么问题？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劳动力短缺，要下指标才能把他们留住。过去是创造条件送出去，现在要留住，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说明劳动力供求关系在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供给不是无限的。

　　到底有多少劳动力还没转移出来？现在官方的统计上是不准确的，我了解到在县级政府及其以下部门，是没有人专门统计这一块的。

　　因此，尽管总的就业压力还存在，但是实际上压力早已有所缓解，我认为，GDP增速回落到8%-9%之后，不会造成较大的失业。

　　中性政策，可能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

　　《21世纪》：你对明年的CPI有何预期？

　　陈佳贵：我估计不会像今年这么高，但是仍然会在4%以上，最高达5%是有可能的，然后在5%的基础上往下回落，如果全年能平均到4%是很大的成绩。

　　《21世纪》：那么，你认为明年应

　　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陈佳贵：我认为，仍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财政政策看，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许多民生问题又亟须解决，我国赤字占GDP的比重还没有超过3%，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也还不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需要，也有条件。但是要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加强监管。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8%-9%之间，通货膨胀率降到4%左右，宏观经济政策就应该保持中性，也就是说既不要去刺激它，也不能去紧缩限制经济增长，而是如何保持稳定增长。

　　具体而言，我认为，物价已经往下走了，利率变化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存款准备金率要有所调整，可能会有所降低。

　　《21世纪》：从长期来看，你认为我们的宏观政策应该怎么改革？

　　陈佳贵：须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的协调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很好协调、配合。要改变货币政策偏重利用准备金率的手段，而忽视利用资金价格手段，特别是当前仍是实际负利率的情况下，应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要改变积极财政政策偏重扩大政府债务，增加政府投资，而忽视税制改革，忽视减轻企业税负的做法；在调控手段上，要尽量减少行政办法，更多运用经济、法律等办法。

　　加快改革解决累积的问题

　　《21世纪》：你提到要改变政府投资的发展模式，很多人实际上反对这种政府投资的模式，认为公共政策应更多地去改善民生。

　　陈佳贵：我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对经济投资增加一点是可以的，当经济回归正常的时候财政的投资不能太高。就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财政的投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人大应该通过预算对财政进行监督。

　　《21世纪》：这种模式也产生了地方债的问题，现在财政部开展了地方自行发债的试点，而对此存在很多争议。你怎么看？

　　陈佳贵：我个人不主张这么做。理由很简单，地方政府发了地方债，花完了，过段时间一把手走了，谁来负责呢？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掌控能力比较弱的背景下，如果监督不到位的话，最后都得由中央财政来负担，也就是还是全国人民负担。

　　现在的试点都是财政状况好的地区，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可能会存在肉包子打狗一样有去无回的现象。

　　在现在已经开始试点的情况下，要认真吸取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教训，要加强监督，加强中央金融机构的监督，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加强地方人大对他们的监督。

　　《21世纪》：支持者的理由是地方不得已而为之，这是解决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一种途径，对此你怎么看?

　　陈佳贵：解决这一问题并非只有地方发债这一种途径，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的改革来完成。当年的分税制改革只改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地方财政系统的分税制还很不完善。省市县这一级的分税制基本没动，我了解到，很多县基本上都是赤字。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应当抓住时机，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这些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很多问题还积累在那里，总有一天要爆发，所以必须要推进改革，不推进改革不行。

　　《21世纪》：在改变投资财政之外，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更好地扩大内需，对此你有何建议？

　　陈佳贵：今年财政收入有望达到10万亿，GDP增长有望保持在在9.2%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也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速度。因此，应该加快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使居民收入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我估计，要真正达到以内需为主拉动经济还需要很长时间，估计要到“十三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