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代价

　　云也退

　　无法否认人是有身份需求的。假如我是一个部门经理，别人叫我“老板”可能会让我心里很舒服；我也喜欢别人把“自由作家”的帽子戴在我一个没开过专栏的书评人头上。这就叫虚荣，往更尖锐里说，就是势利。保罗·福塞尔提醒说，能识别这种势利进而反其道的，是为“另类”。福塞尔用一整本《格调》来解析美国各阶层在衣食住行上的特征分野，他没有讲区分是怎么形成的，只是归纳现象：顶层阶级往往“看不见”，而中上层就需要炫富；中产阶级害怕降级，从而注意穿戴言行，而上层贫民就没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中下阶层的人喜欢收藏一些廉价纪念品，等等。身份和身份的标志业已形成，福塞尔简单地指出，它们是一种“束缚”，不受它们所制的正是能揭示这种束缚的人。这些另类（“The X Way Out”——另辟蹊径）不按社会分派的身份行事，他们穿价格不高但与众不同的衣服，住租来的半山腰上的房子，喝光宴会上所有的酒，一边做心理测试一边揣摩出题者的思维用意。福塞尔对这类人（显然包含他自己在内）大加赞赏，认为是品味的阶级社会里的异质。

　　身份虚荣体现在随着个人等级升高而来的满足感，这种升高需要等级在自己之上的人来批准或证明。一个房地产商接到某奢侈品俱乐部的电话会喜出望外，而拿过奥斯卡奖的演员多半会对奶制品生产商的代言邀请勃然大怒；假如你已经在电视上接受过名主持的专访，可能就不会搭理报社记者发来的普鲁斯特问答了。福塞尔所说的“另类”是眼里容不得这种或明示或暗示的批准的人，甚至想推翻阶级划分的人，所以，倘若一个人已经有了步步进阶的经验，或多或少尝到了甜头，他再想做“另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茨威格小说《变形的陶醉》的主人公克里丝蒂娜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她很有几分姿色，但在奥地利的一个小村做一份卑微的邮局工作，眼界狭小，不知品味为何物，后来偶然受到她那加入美国籍的姨妈的邀请，到瑞士疗养胜地恩加丁小住一阵，在那里，克里丝蒂娜见识了五花马千金裘的“上流社会”，起先是羞惭满怀，“岁月蹉跎的感觉第一次钻进了她迄今万念俱灰的心胸”，之后，由于姨妈将她打扮一新，连衣裙，麂皮腰带，发式、香水和美甲，克里丝蒂娜很快抛离了格格不入感，无缝融进了那个社交圈子。

　　茨威格的小说盛产这种女性，她们因为意识到无法填满的等级之壑而陷入各种各样的消极精神状态。在恩加丁，上流社会的肯定第一时间实现了克里丝蒂娜的“变形的陶醉”之实现。这群富人摆明了是势利眼——“把出身或财富当作检验价值的唯一标准的人”，但克里丝蒂娜无法抵抗从天而降的宠爱。她做着灰姑娘的梦，认为“上流社会”的接纳可以看作对美德和隐忍的报偿，她也暂时忘记了自己是1926年的奥地利人，通货膨胀的噩梦未消，国内民众正切齿痛恨跑到奥地利来享受便宜货的外国寄生虫。

　　克里丝蒂娜之所以一夜之间脱胎换骨，茨威格说，是因为她的女人天性被摆在面前的花色绫罗给唤醒了——这只是改变的可能性而已，改变的心理动因，是她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后产生的巨大焦虑。福塞尔说，贫民总是希望用简化的方式表达对等级的失望。克里丝蒂娜身上印证了这一点：贫穷闭塞让她羞怯沉默，一旦自我感觉良好，她立刻用喋喋不休来驱散这种焦虑，而积极的言语表现又为她招来了滚雪球一样的关注度。虽然后来，她暴发户一样的行止惹来了嫉妒，她的身份背景遭到致命的怀疑，但在上流社会里，这种倾轧很常见。

　　茨威格描写的女人，大多给人以怒其不争之感，她们何必紧抱着那份焦虑不放呢？具体到克里丝蒂娜，她怎么就不觉得，那些轻易受骗于她的易容术的男女根本不是什么值得追慕的上层阶级呢？但这种谴责不一定站得住脚。举例说，我把那些在中国馆和东方明珠电视塔脚下举着“V”字留影的人做一类观，但假如我去了巴黎，即便知道很多巴黎人会嗤之以鼻，也一样会壮怀激烈地登埃菲尔铁塔。我越是跟人解释那建筑多么伟大，多么让我心仪，我招来的嘲笑或许就越是响亮。

　　《格调》的封底上印着一句至理名言：“真正的格调超然于等级之外”，“超然”的希望，被福塞尔寄托在了“另类”上：他们不为金钱地位所束囿，爱学习，善交际，保持健康的身材，见多识广，凡事询问自己的内心。这说得都对，但是，在一切审美上都不受旁人标准的影响，事实上非常难，特别是当另类分子也几乎形成了一个等级时。你必须权衡你所能承受的代价。做另类最大的风险，不是放弃稳定的工作，失掉被各种各样的高阶人群、精英集团接纳的机会，而是你不知道，被你一直嘲笑的、形成于人的势利的等级意识，也时不时会套中自己那根直梗梗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