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艺术家对谈

　　王隽

　　一份豪华名单：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导演乔尔·科恩（科恩兄弟中的哥哥）、大提琴家马友友、汉学家史景迁、“慢食之母”艾莉丝·沃特斯、作家迈克尔·波伦和谭恩美、《前线》制片人大卫·范宁、纪录片导演马克·当纳……他们都来自美国。

　　中方的名单相对应的有演员葛优、刘烨，导演何平、陆川，艺术家徐冰、刘小东等，客观地说稍稍弱了一些，但交流是不成问题的。

　　这就是上周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中美文化艺术交流”论坛的阵容，主办方是对外交流友好协会、亚洲协会和阿斯彭学会。也正是因为三方合力，才请来这么多腕儿，这是官方机构办活动最大的优势。

　　两天时间里，六场对谈完成得相当充实，不管嘉宾的分组是否得当，至少在一个多小时里没有什么废话——这在非行业内论坛活动中算很不容易的了。

　　闪光点

　　一、“成长在两个世界”：

　　马友友和谭恩美谈到了中美文化的交错在他们人生里发生的趣事。

　　马友友说：“上世纪80年代，我受邀来北京、上海演出，主办方跟我说，晚上临时加演一场。我说那排练吧，他们说不用了，有100个人跟我一起演，他们已经排练好了。我完全傻了，后来他们还让我当了一个名誉教授，可我说我一节课都没上过。演出结束后6个小时，我回到波士顿，一个朋友拿了个DVD来找我，说这是你中国音乐会的光碟，唐人街5美元买来的。整件事就是这样，一路的出乎意料，但我挺高兴，我愿意享受这些，把它当一个有趣的事来对待。”

　　谭恩美谈到了母亲：“我母亲心中最好的孩子是一个组合：中国人的性格和美国人的环境。”

　　二、“导演的视角：电影制作中的挑战”：

　　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一个激动到把“乔尔·科恩”说成“科尔”的电影学博士向科恩问出了许多人心里的那个问题：“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改编自你的《血迷宫》，你看过吗？改得怎么样？”

　　科恩的回答非常微妙：“张艺谋是将我们的场景转化成一个18世纪的面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改变。这是我最怪异的一次观影体验。我觉得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想一个类似的故事，而是千里迢迢跑来买我的故事。他将电影里他喜欢的元素吸引过来与他自己的东西融合到一起。如果想做成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思想。当然，我个人是相信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作法是很对的，这样才能保证公平。”（众人笑）

　　三、“文化与商业：艺术与市场的关系”

　　谈到艺术家怎么面对自己的天价画价时，刘小东还记得当时的愤怒：“2006年我那张《三峡大移民》成了爆发点，卖到2200万，全国都疯了，所有报纸都觉得不可思议，所有电话都问我你觉得值这么多钱吗？我都气疯了，就觉得爱值不值。但我回避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的钱突然扑向你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要想明白，商业是来帮助我们的。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商业的进入，对艺术促进的积极的方面。但也有些艺术家直接把作品扔到拍卖行，这些违背传统方向的做法，都将面临着所谓艺术食物链的考验。”

　　四、“叙事的力量：用摄影、电影和印刷品报道世界”

　　这场论坛里因为有各种不同“性格”的媒体来的记者，而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对话。

　　凤凰卫视蒋晓峰：“……请允许我抱怨一下凤凰卫视的抠门。”

　　《前线》制片人大卫·范宁：“张羽，你们中央电视台应该很大方吧。”

　　央视张羽：“凤凰用的是老板的钱，央视用的是国家的钱，都是很吝啬的，很严谨的……中央电视台可能还要做一个大事情，就是要在全世界建80个海外记者站，这些记者站应该超过CNN的规模，应该是全世界布点最多的记者站。”

　　大卫·范宁：“外国电视台可能更多的仰仗于当地记者报道。ABC有一个负责人鼓励普通的民众担任记者的职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五、“演员的视角”

　　谈到剧组的工作方式，大家对“提前聊戏”很认同。

　　葛优：“现在是拍完了各回各屋，不见了。比方跟张艺谋合作时，我们总爱聚在他那儿，把第二天要拍的都‘掌握’一下，这样拍起来顺很多。”

　　梅丽尔·斯特里普：“我有个朋友曾经和英格玛·伯格曼合作过。伯格曼有个特殊的工作方式，每天9点开工，下午3点收工，然后的时间大家喝咖啡吃曲奇，和服装道具各工种一起谈谈当天的工作细节，说说第二天的安排。伯格曼是一个大人物，但他很愿意与人合作，接受人们的建议，在之后的拍摄中尝试这些建议。但在美国，现在这种情况也很少见了。”

　　提建议

　　官方举办的文化活动在今年有好几场。几个月前的“北京国际电影季”，也是浩浩荡荡请来了国际大导和拷贝们，结果变成了网友嘴里戏称的“公务员放映季”。

　　这次的论坛要进步多了。只是门外依然有不少人不知道如何报名参与。论坛结束的那天下午，在国家大剧院门口遇到了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才在微博(http://weibo.com)上看到直播，从学校赶过来。就在记者们两天微博直播沙龙内容的过程里，不少“知识青年”都表示想来听听，但进入会场的手续很严格，需提前获得入门证，当天得携带身份证对号入内。

　　我们想给出的建议是：一个不牵扯到政治、没有政治人物参与的文化艺术论坛，是不是去一个更加开放的地方举行更好？是不是给出哪怕五分之一的座位给普通人呢？

　　在“美国团”中，有不少中国人的老朋友。史景迁就是其中之一，《王氏之死》依然摆在三联书店的畅销书位置上。老人75岁，身体不太好，这次回美国后估计没什么机会再坐这么久的飞机跑到中国来和读者交流。但这次活动里，他是最被“浪费”的嘉宾。

　　史景迁被安排在了一群新闻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的阵营里，当一群中青年男性热烈地讨论着利比亚的战事和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时，作为汉学家的他能说些什么？在一个多小时里，他只说了不到五分钟。如果遇到这类难分类的嘉宾，何不破例让他单独做一个讲演，哪怕二十分钟也好。

　　某些时间，交流不意味着小范围精英的对话，尤其是两个国家精英在一两个小时内的交谈——它对于台上的双方而言，不一定比私下的交谈更有内容。你能看到在每场论坛结束后，中美两方的嘉宾如有相互认同的，就会留下联系方式约见。他们的对话能被更多的人听见，大概才是举办这种论坛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