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手术

　　雪珥

　　编者按/ 本报专栏作家雪珥，近日已出版其“中国改革史”系列之四《天子脚下：1860-1890晚清经改始末》。此为雪珥新著的自序，略有删改。

　　选择了天子脚下作为特区的大清改革，比起遥远的小渔村来，自然更为艰难。帝国的心脏手术，比起脚趾头手术，对于操刀技术、尺度分寸的要求，自然更高。万众瞩目、千夫所指之下，需要技巧和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恒心。

　　心脏手术

　　改革的手术究竟要从哪里下刀？

　　是从脚趾头开始，到天高皇帝远的蛮荒边塞画一个圈，进行试点，成则全面推开，东方风来满眼春，败则当做学费，无伤大局，以收小步快跑稳妥之效？

　　还是从心脏开始，在最具示范效应的京畿重镇推行，以期登高一呼，天下景从，却要承受破釜沉舟的巨大风险？

　　这对于19世纪60年代的大清帝国，似乎并非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经受了内忧（太平天国动乱）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考验之后，帝国的中央核心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再不改革的话，等待这个国家、至少这个政权的，只有灭亡的命运。

　　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心脏手术。

　　主政的恭亲王当然没有想到，这场仅仅是为了救亡图存的变革，不仅真的在危急时候挽救了大清帝国，而且居然还缔造了一个为期30年左右的“同光中兴”；他更没有想到，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自强”等口号，即便在百年之后，依然是流行中国的关键词。

　　改革先锋

　　帝国的心脏，就在直隶，那个紧紧包裹着伟大首都的天下第一省。

　　曾国藩被选中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来趟过改革的地雷阵。在恭亲王这一总设计师眼中，曾国藩身上有着大清官场最为稀缺的两种资源：一是改革开放的经验，这得自于其为了有效应对太平天国而“超常规”进行的一些实践探索；二就是勇气和煞气，这得自于其在战争中杀人如麻而赢得的“剃头”称号。还有一点，他是个汉人，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核心圈，一旦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时，或许更能放得开手脚。

　　这些稀缺资源，另一个人身上也有。那就是曾国藩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李鸿章。他在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并在这个位子上牢牢地坐了20多年。

　　从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的那一刻，大清改革将京畿重地作为试点和特区，就基本成了国策。曾国藩上任前，慈禧太后4次接见，频率之高，十分罕见；而在李鸿章时期，其与中央历届核心（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的关系更为亲密无间。

　　高层的决心与支持，也是一种资源，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之下，这甚至是至为关键的资源。

　　可以说，直隶正是晚清改革的主舞台，内政、外交上的几乎所有大剧目，都在这里上演，并影响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这里的土地和人民，也最强烈、最直接地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从而在摸索着自己的应对之道。因此，这里是最为前卫的，同时也是最为保守的；这里是最为西化的，同时也是最为抗拒西化的；这里能生产出先进的潜水艇，同时也能大规模破坏铁路和电线；这里涌现了许多“洋务”明星，同时也诞生了无数的义和团……

　　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改革故事，对于了解全面剖析晚清改革、全民剖析中国150多年的改革史，具有独特的难以取代的标本意义。

　　政治分裂

　　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大清改革，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大致可以分为两段。

　　前一段为期30年的改革开放，重点在于经济建设，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史称“洋务运动”。这一轮改革开放，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而久违的大国感觉。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蕞尔小邦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改革的中心迅速地转向政治体制，精英阶层试图寻找某种“主义”的捷径，这随即导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这种分裂，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之争，最初体现为“是否政改”之争，随后又体现为“如何政改”之争（改良VS革命），骨子里却依然是极具中国传统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党派之争。极右而盲动的戊戌变法，极左而同样盲动的义和团运动，看似针锋相对，其实都是在甲午战败巨大刺激下，而导致的心理失常和行为失范。

　　在亢奋之中，帝国最后走上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的道路，史称“晚清新政”。前后两段改革开放，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

　　但是，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似乎彻底否定了第一轮改革开放的稳健作风，而在第二轮改革开放中试图进行大跃进。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投放到了对万能“主义”的寻找以及试错，更为基础和根本的经济建设被撂在了一边。这直接导致了帝国大厦的头重脚轻，最后自行解体。

　　当我通过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勾勒出以上的改革线路图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大惊失色，不是因为这种非主流的解读结论，而是因为这种解读过程深深地触及到了中国近代史的软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虽然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却都不能不让位于争权夺利、党同伐异。

　　我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我知道与传统的史学认识相比，这实在非常另类，但却是残酷的事实。这两句话，对应着晚清改革的两个阶段：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而第二阶段的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

　　“当家”意识

　　从2009年年初，我开始了“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的写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三本，按出版先后，分别是《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这本《天子脚下》是第四本。

　　 “资治通鉴”，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价值取向。

　　作为一个在政、商两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老运动员”，我基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丝毫的实践经验，“学者”和“作家”们何以能读懂曾国藩和李鸿章们在复杂局势下的无奈抉择和艰难挣扎？又怎么能真正从中总结出足以“资治”的“通鉴”呢？没有丝毫“当家”经验、甚至“当家”意识的人，又凭什么轻言当家人的得失，并为现在和未来的当家人总结历史经验呢？

　　我几乎固执地坚信，读万卷书固然重要，行万里路更为关键。实践不仅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阅读器。万卷书只有通过万里路，才能真正被阅读和消化。

　　这本《天子脚下》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从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事件跨度约15年左右。还有更深的改革、更多的人物（如袁世凯），还在继续写作、定期连载之中，等待陆续登场。预计将在2012年上半年出版《天子脚下》的续集。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雪珥信箱: snowsword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