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脱嵌与马太效应

　　欧树军

　　 人的生命过程全面嵌入国家政治

　　 二战后，“高福利、高开支、高税收”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普遍模式，与之相应，两种不同的社会运动步伐也在加快。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社会被动或主动地寻求着将个体嵌入“福利国家治理结构”的一切可能机会。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缓慢、停滞乃至倒退，人口再生产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共同加快了第一种社会运动即个体生活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速度。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福利视为公民的一项新权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福利资格宜粗不宜细，保障范围宜宽不宜窄，社会福利越全面越好，最好是从一开始就全面覆盖所有人，将对失业、工伤、贫穷、生育、疾病和年老的社会保障，全面适用于全体公民，实现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随之而来的，正是人的生命过程全面嵌入国家政治过程。生育补贴将家庭结构、生育制度、人口结构嵌入，失业救济将劳动能力调查嵌入，工伤救济将无过错原则嵌入，法定最低工资将劳资关系嵌入，最低生活保障将物价、工资水平、个人存活成本嵌入，公共住房津贴将无生命的住房及其建筑成本嵌入，医疗保障将健康状况及医患关系嵌入，公共卫生将传染病防治嵌入，养老保障将预期寿命、弹性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开支嵌入。福利水平较低的地方，人们对上述个体全面嵌入国家治理体系运动的呼声也就越高。

　　 富人的“脱嵌”与国家成为“分裂之家”

　　 与嵌入同步的，是第二个社会运动：脱嵌。如果说嵌入遵循的规则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并且，谁哭得声音越大谁就得到越大，那么，脱嵌看上去比较隐蔽，常不易为人察觉，所以也常不被视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部分，尽管这与事实正好相反。

　　 与嵌入生育问题同步的是，是父母责任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孩子从父母身边、从温情脉脉的家庭移交冷冰冰的科层化的学校、工厂、政府。与嵌入物价、工资水平和个人存活成本同步的，是个体自力更生精神、社会互惠与再分配机制以及雇主严格责任原则的脱嵌。更隐蔽的脱嵌运动在于，在将作为生产者的人嵌入“福利国家结构”的同时，一个力量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在所有社会阶层当中，20%的富人阶层的嵌入意愿最小，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阶层天生有着脱嵌的本能。尽管依照福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们作为个体也有权享受各种福利待遇，但这部分更可能将接受福利视为有伤个人尊严，降低了自己的品格。当大众为嵌入福利体系而挣扎、抗争、奋斗的时候，这个阶层并不见得反对这种运动，只要这不影响自己在马太效应的云端上越升越高。近一百年来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演进，正是这种嵌入、脱嵌双重运动的真实写照。

　　 10%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衡量贫富两极化分化的通常标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是美国最富阶层收入在20世纪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17年，包括资本收益在内，10%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为41%，1922年上升到了43.5%，1927年上升到了44%，1929年升至历史最高点50%，大萧条期间直至1941年缓慢回落至46%。此时的美国基本是一个贫富两极社会，而不是什么橄榄型社会。

　　 二战后的1947年降至36%，五六十年代美国以黑人解放、女性解放、文化解放为主体的民主化运动压制了最富阶层的上升欲望，在1950-1980年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10%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一直被控制在33-35%之间。此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属于橄榄型社会。

　　 美国两极分化的历史转折点是1972年，这同时也是美国政党政治的一个关键点。共和党及其秉持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发挥支配作用，其后，里根的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释放了最富阶层的上升力量。从1978年开始，10%最富阶层的收入又回到了上涨轨道。1986年即回到41%，之后六年相对稳定，直至

　　 1994年后又迅速上升，1997年升至48%，之后又回落至2002年的44%，然后又是一路高歌猛进上涨至2007年50%。也就是说，近三十年来，美国也已经不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了。

　　 让我们把分析对象收窄一点，不仅10%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回到了一战前的历史最高点，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也不甘落后，2008年这部分人的收入比重为18%。2005年，就1%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上升速度而言，美国、阿根廷并列第一，为17%；英国、加拿大次之，为14%；新加坡13%、挪威12%、德国11%、爱尔兰10%，日本和葡萄牙同为9%。甚至，美国0.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也升至8%。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道路上，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结果可想而知，大众的嵌入与富人的脱嵌同时进行，马太效应终于在几十年沉寂之后再次放大，国家也就更多地成为一个“分裂之家”：一个富有，一个贫穷，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引发了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经济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马太效应越来越被视为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政治体制危机的根源。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蒙·约翰逊，把金融危机称为金融资本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寡头政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形象地类比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将美国目前愈演愈烈的社会反抗运动归咎于“1%有、1%治、1%享”。这正是休克疗法的发明者萨克斯将美国民主党称为“华尔街的民主党”，将共和党称为“石油巨头的共和党”的原因。也正是这种马太效应，导致连1989年认定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开始呼吁结束代表中上巨富阶层的两党之间的相互否决制（a vetocracy），建立民主独裁制（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来彻底解决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危机。

　　 嵌入与脱嵌的双重运动放大马太效应

　　 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为我们梳理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教训，它来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下面就让我们简要复述一下这个教训的发生过程。以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法为标志，嵌入与脱嵌的双重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马太效应，也催生了欧洲启蒙运动。1795年5月6日，两个英国地方法官在一家旅馆制定了一部影响了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进程的法律：即斯品汉姆兰法。实际上，可以说它既不是法律，也是法律。说它不是法律，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也不是普通法传统中的法官通过先例造法，实际上没有发生相应案件，完全是两位法官“制定了这部法律”。说它是法律，是因为它的确在英国全境被执行了，从1795年一直到1834年被废止。

　　 斯品汉姆兰法对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进程的影响，正是嵌入与脱嵌运动的产物。在这部法律中，两位法官出于父爱般的家长式保守主义，人道而仁慈地将面包价格与工人工资挂钩，明确保障工人个人有权获得足以维持其温饱状态的合理工资；不仅如此，他的妻子、子女也有权获得温饱保障，两者都根据面包价格计算。如果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其自身以及家人的温饱，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补助，这在英国历史第一次创造了工资外的补助保障制度，并将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最低生存工资，同时也成为最低家庭生存工资。看上去，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家长式的父爱主义治理原则了。

　　 最关键的嵌入机制发生在工资外补助的供给上，谁为这样一种法律买单？很简单，两位法官给了两个选项：一个是工人及其家人的劳动所得，一个是来自济贫税的政府补助。前者是对雇主说的，不是必须的。后者是对政府说的，是必须的。因此，结果就是，因为政府负责补贴工资的不足部分，雇主可以用任何价格来雇佣劳动者；因为不干活也可以获得补贴，劳动者也可以终日“磨洋工”。

　　 因此，这部法律实际上是将济贫税补贴不恰当地嵌入了劳资关系，看上去是补贴劳动者，实质上是补贴雇主。一场致命的脱嵌运动随之展开。劳动生产率很快就下降至赤贫工人的生产力水平，雇主又借此拒绝提高工资。工人的工资可以无限低，而且也必然无限低，从而导致大众“一旦依赖救济，就永远依赖救济”。最终，本来是用来阻止资本主义对英国社会结构的破坏作用，用来延缓普通工人的无产化的斯品汉姆兰法，却导致了大众的赤贫化，他们在脱嵌运动中向着马太效应的底端无限降低，最后甚至失去了“人形”，而雇主们则又一次处于脱嵌运动的顶端，他们朝向马太效应云端的迅速前进，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反而受到了嵌入机制的错误鼓励。

　　 欧美危机是嵌入与脱嵌交叠的产物

　　 分析到这里，结论就比较明确了。美国和欧洲目前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嵌入与脱嵌双重运动的产物。对普通大众的“高福利、高开支、高税收”强化了嵌入运动，没有谁不想获得国家福利，没有谁会乐意接受福利标准的削减，这让嵌入成为不可逆的社会政治运动，也让普通大众与国家之间变成了新的依赖与需要关系。对豪富阶层的“低税收、低约束、高激励”，则强化了豪富阶层的脱嵌冲动，没有谁不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铁律”，没有谁不想子子孙孙永享富贵。他们的脱嵌不同于英国历史上普通大众非人化的降格运动，相反，他们的升格冲动必然会产生一些政治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断言必须警惕的，他们手中的经济购买力总是会倾向于转化成政治支配力，伤害普通大众。

　　 当然，思考嵌入什么，如何避免产生英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的社会悲剧，思考谁在脱嵌，如何防止普通人的脱嵌和大富阶层的脱嵌，警惕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继续放大，以及，在排除不现实的平均主义的前提下，根据什么样的平等标准设定政策方向，如何设定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眼前目标，才能有效降低经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