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复”的世界到“变化”的世界

Bill Drayton

　　核心提示：历时5天、从纳帕谷到硅谷，由21世纪传媒、Wall Street Without Wall和GeneroCity共同主办的中美新公益慈善峰会在美国加州圆满落幕。美国...

　　历时5天、从纳帕谷到硅谷，由21世纪传媒、Wall Street Without Wall和GeneroCity共同主办的“中美新公益慈善峰会”在美国加州圆满落幕。美国老牌慈善家族、社会影响投资银行家和公益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的慈善家、学者和社会创新领域的青年领袖共同与会。会议前三天在Mayacamas牧场举行，与会嘉宾在山间远离尘嚣坦诚交流。随后，旧金山美联储银行在董事办公室举办午餐会，邀请湾区当地的社会影响投资银行家与21世纪传媒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围桌对话。会议最后一天，在斯坦福大学慈善与民间社团研究中心，社会企业家遴选机构Ashoka 的创始人Bill Drayton，以及由eBay两位创始人分别创办的Skoll基金会和Omidyar基金会的高管，分别发表演讲，并同与会嘉宾以及硅谷地区的慈善家和基金会、地区银行代表展开研讨。

　　5天的聆听、对话与研讨内容丰富，给我们颇多启发，在此，我们特将其整理成文，期冀与读者分享。

　　有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无人能改变的事实，一个对我们居住环境来说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世界改变的速度从数学上来讲是逐渐加快的。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可能处在改变曲线进程中不同的点，但这个改变曲线绝对是不断加速的。创造改变的人数也是同样如此，还有创造改变者的结合乃至结合的共同体，因此在这个领域，科技就相当重要，它促成了我们的共同合作。

　　以前，我们的世界就是重复的世界，你学会一系列技术，然后一辈子重复同样的做法。随着改变曲线的加速，我们的世界从“重复”过渡到了“变化”的世界。你需要学会不同的技术，你需要两个世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两个世界。我们所熟知的公共机构，里面的人都在重复同样的行为，没有人真正能去掌握和控制。这种现象将很快得到改变。

　　在改变曲线的加速过程中，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些重要的特点。每一次改变都会与世界其他角落发生碰撞，从而带来更多改变，这是一个不断递增的过程。想象一下，每一个团体、公司、城市或者国家，十年以后，都会被改变而不是被重复围绕着，而为了使这种改变更有价值，我们应当如何做出贡献呢？改变的过程意味着你每一周、每一年都要做出不同的贡献，整个团队也要做出改变，因此公共机构会变化成为灵活的团队共同体。团队需要每个人团结协作，否则将分崩离析。而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为改变做出贡献，必须成为变革者。重复的行为仍会存在，你每天还是得洗碗，除非索尼发明一个洗碗机器人。但价值会日益来自于我们为改变做出的贡献，这也会是你个人价值的体现。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作为有能力改变的人，应当如何为改变世界做贡献，我想在座各位都面临着同样的责任和挑战。

　　公民领域的发展开始远超其他领域

　　首先，我会努力阐明我们身处转折点的原因。公元1700年左右，当商业开始发生大变革时，这一场革命开始在西方形成一定的结构性，拥有更好商业理念的人，如果将其理念付诸实践就能创造财富，受人尊重，被人模仿，这是相当大的改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在1700年之前的一千年里，西方世界的人均收入没有任何显著改变，到了1700年左右就上升了20%，在1800年上升了200%，在过去两个世纪则上升了740%，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商业的挑战性驱使每个人成为变革者，这既充满趣味，也十分成功，带动了历史的进程。然而社会领域却落后了，看看现在的改变，这种模式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座有哪位不是来自中国的社会企业家呢？这种模式也不再局限于北欧、中欧，而遍布全球，从1980年起也不再局限于商业，社会领域也开始发生骤变，在结构与竞争力上开始向企业看齐。在过去30年里，公民领域开始在生产力、规模和全球化上赶上了商业的脚步，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领域，达到了其他经济领域发展速度的2.5至3倍。现在，在各种各样的“孤岛”上，人们开始进入全新的生活方式，比如美国加州的硅谷、斯坦福以及印度的班加罗尔。还可以观察每一间公司，比如Petra Am Campbell曾被戏称为俄亥俄州的克里姆林宫，因为他们任何事务都在内部进行，还引以为傲。五年前，他们意识到这条路行不通了，开放是势在必行的，否则就会大大落后于世界。于是他们开始加入国际团队共同体，投资一个阿育王在印度创立的项目，实现了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突然间，令人惊讶的是，阿育王为Petra Am Campbell引入了新产品开发系列。这就是国际团队共同体的魔力，界限隔阂瞬间就消失了，非常神奇。这趋势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人们也开始领会到这个道理。再过大概四五年，人们就会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我正处在最后意识转变过程的第一阶段。Petra Am Campbell的例子也会发生在任何类型的机构，Matt（Omidyar Network合伙人）的一个同事和我的一个合伙人有次谈话聊道——“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建立一个企业型公民领域。”“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中级目标，你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正是这个对话使我们意识到世界正在经历这个转变，而这必须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企业家是基本体制的变革者

　　我想先来构建一个框架，因为放在框架里面，所有片段看起来就大有意义了。在这个世界，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事物快速发生变化，基本的体制也会发生改变，那么什么才是企业家呢？他们就是基本体制的变革者。而社会企业家就是这个集合的一个子集，而他们的地位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打从心底里想为改善人类而服务。成为企业家的人出发点各有不同，或为思想观念服务，或从宗教角度出发，或为股东效劳，或为自身提升，但我们的确需要真正为全人类服务的企业家。很多人涉足教育领域，但得有人来完善整个体系。举个例子说，现在全世界人类的隐私都岌岌可危，因为我们需要预防性监督措施，有一部分人意图做坏事，我们便需要预防性监督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便导致隐私权难以得到保护。许多在数字领域的商人也意识到，可以购买他人信息，再通过广告出卖，这是很好的商业提案，但对隐私来说却是一种侵犯。而隐私权对于创新和自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谁会担心隐私权被侵犯呢？这对社会企业家来说是非常独特的例子。

　　阿育王寻找的企业家，必须能改变整个领域至少改变所在大陆的模式。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掌握在企业家手里的宏大理想。举个简单的例子，Mary Gordon的主要工作在西雅图，且正在迅速扩展。她是加拿大人，在多伦多教书。她目睹这样一个现象，孩子们只有在受到侵犯时才感到不安，并以同样的行为报复，这种恶性循环每一次出现就会再次加深他的影响，他

　　们便很难为社会做贡献，而学校不足以吸引他们。因此她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任务，不只要解决这个课堂问题，更要改变整个教育体制。于是她想最好能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教育是很难改变的。她最后从2个班扩展到了1.9万个班，在7个国家都有涉足，在西雅图和德国都将有很大的突破。她是怎么做到的呢？一学年花25、30个学时，每月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连续8个月，学生年龄越小越好。她接收1岁以下的婴儿，婴儿身穿一件T恤，上面写着“教授”，“教授”和妈妈有时和爸爸来，坐在绿色的毯子上，一年级和三年级生坐在毯子周围，进行一系列活动。老师坐在教室后面观察。孩子们便有责任自己去搞懂“教授”在讲什么、感觉怎样。我们都知道8个月大的婴儿非常擅长非语言交流，他们会让你知道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而面前的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是最高级的互动感情关系。而且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融入社会的渴望，所以他们能忍受几十年沉闷的语言学习过程。儿童的头脑是完全无戒备的，他们认为这就是自己融入社会的方式，他们也能体会感情。Mary是阿育王700名专攻儿童领域的人员之一，她为他人树立了范例，她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策和模式。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未来的世界是改变的世界，如果你不擅长感知，你就被淘汰、被边缘化了。大部分学校体制都把重点放在知识和规律的掌握上，对于静态的世界来说这是可以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循环往复地进行。但是别忘了，变化曲线越往上，规律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小，单纯遵守规律已经无益了。不管多么精通计算机技术，不懂得感知的孩子终究会被淘汰，因为他们会伤害他人、破坏机构。这也将逐渐加深本就存在的歧视。不具备技术才能的人群总能使其余的人群感到惊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能力，而是因为上一代人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无法传授下去。华盛顿特区就有24%的非裔美国年轻男士因为事业失败而入狱。我们知道如何改变这种局面，Mary所做的就是700种解决方法之一。我们有一名同事就住在海湾地区，她11岁时能在游乐场里玩男生的游戏，这对她来说很重要，因此她致力于为人们争取玩游戏的权利。现在很多学校尤其是贫民学校都在取消假期，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背诵愚蠢的课文。目前为止，她已经为258所城市中心学校争取回假期，这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就是一大群孩子在玩乐。二、四年级的孩子要如何训练感知能力呢，集体游戏就是很好的方法。在墨西哥，有一个人致力于帮助父母，扮演父母的角色，让父母了解到他们6岁的女儿如果不懂得感同身受，就没有未来可言。然后告诉父母，下一次你的女儿欺负弟弟时，问她觉得弟弟的感受如何，这是每个父母都能做到的。

　　粉碎社会和商业之间的围墙

　　我们知道如何做，挑战就在于如何帮助整个社会完成这个意识的过渡，看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阿育王也尝试过探寻模式，将模式传播出去是容易得多的。而现在我们接触到了一个新事物，也就是合作创业。5年之后，80%的校长都会懂得，如果有一个二年级生不懂得感知，那么教育就失败了。那么应该如何做到呢？企业家不可能直接与这9万所学校接触，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帮助60所学校，每一所学校派驻一个小组，实施不同的方法，确保所有孩子都能获得感知教育。另一种方法就是找到懂得这种转变趋势的出版商、作家和学者，并将之传播出去。我们只是以儿童教育为例子来说明改革的重要性，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团体之中有多少人是革新者、水平多高、团结协作能力如何，这就是新的成功因素。我们有最负声望的出版社、作家和学者，较为浅层的作家，还有真正见证了成功改变的人，将这些人与企业家联合在一起，希望四五年后，父母能够开始对学校的能力提出疑问。我们如何合作帮助整个社会实现意识转变，不让任何一代人被落下，就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那些办事千篇一律的机构为自己构建了太多的围墙，这就妨碍了他们建立一个灵活的团队共同体。所以我们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帮助每一个机构的每一个个人认识到，他们都有义务粉碎这些围墙。在你们手头的文件里有一篇商业评论文章，就以住房和医疗保健为例，说明将社会、商业之间的围墙粉碎了，就能解决市场问题。18个月前，我们将这个模式运用到印度住房，让公民领域负责营销和客户选择，管理部门负责召集，建筑商负责建房，投资者投资，14个月后5万个单位建成，获得一亿两千万美元的私人投资，规模从2个城市扩展到了20个城市。

　　我列举的两个例子都说明了从重复过渡到改变的重要性，我们有很好的合作机会，这其中中国是十分重要的一方，希望能有代表将阿育王带到中国去。

　　（本文据现场录音听译整理，未经演讲者审核，标题为编者所加。专题摄影：一直 辅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