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梦想

　　维舟

　　现代生活是一个梦想：在电视画面上，在脑海中，人人都设想着某个似乎只要付出努力就能触手可及的景象，它激励人们为之奋斗、追求，但在追寻的过程中，这个梦想或不断升级，或总是难以触达，又或得到后却发现它终究并不如此美好。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人过的都是一种双重生活：他/她同时生活在自己的梦想和现实之中，就像一个时刻幻想着自己的水晶鞋一刻到来的灰姑娘。

　　当然，不同人的梦想是不平等的。对台湾的新富家庭，重要的是摆脱形而下的家务工作，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他们所雇的东南亚女佣，则有更现实的梦想：挣钱过体面的生活。并不意外，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分割（无论空间使用、社会阶层、语言等）都使他们事实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一样，台湾的新富家庭生活也常常受一张密集的时间表控制，似乎整个生活就是一个个按时间节点出现的“项目”，协调应对各种事务的最后期限。工作的忙碌自不必说，回家后同样要承担各种家务和无形的劳作，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将职业女性这种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做家务的现象称为“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由于文化滞后（culture lag）效应，社会潜意识仍然把家务事视为女性而非男性的事务范畴，这又加重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压力。而她们摆脱这一处境的途径通常就是：把这部分劳务外包。

　　雇用外佣在不少城市已经成为新中产阶级的身份标记（事实上大陆一些广告就将雇用菲佣描述为过着国际化生活的上流阶层的必要装备），当然在台湾，这有更现实的因素：由于人力资源储备匮乏，当新富家庭生发出这样的需求时，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东南亚。许多台湾雇主是第一代职业妇女，记忆中可能从未有过活生生的女佣，但和很多雇主一样，他们心目中也自有一个“理想女佣”，并按照刻板印象来筛选外籍佣工：印尼女佣被认为比菲律宾人更温顺，短发的则看起来淳朴贫穷并抑制其女性化气质，因为大多数女雇主都不喜欢性感和美貌的女佣。

　　家庭雇佣关系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既要引入外人，又要防范和排斥这个外人。本来，家庭生活常常是亲密关系的“后台领域”，难容外人涉足，但迫于现实压力，外佣就成了一个“内部的外人”——她的处境微妙，既身在其中，却又时时是个外人。《跨国灰姑娘》一书的大量笔墨，都着重指出双方这种无所不在的对界限的防守、渗透、重构。对女雇主来说，她约请女佣的目的是解放自己，把一些更有社会象征意义和精神性的工作（例如给家人准备餐点、和孩子一起看书）留给自己；女佣确实能承担一部分家务，但她毕竟是活生生的存在，女雇主心底里总不免要提防着家庭领地不受外在危险的“污染”。

　　这事实上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身为一个“内部的外人”，就是过一种微妙的两难平衡。她既被借重，又被提防。虽然她们被请来维持家庭生活的秩序，却常常又被不信任地看待和小心监视。这种话语论述，不仅在台湾如此，而普遍见于几乎所有社会，其社会病理学的要点在于把自己的家庭和社会想象成一个干净、封闭的系统，外人则是需要有效管理的入侵者；甚至也不仅限于家庭帮佣这一领域：爱德华·萨义德的自传《格格不入》就曾说，在他母亲的关注下，其父找的秘书没有一个好看的。

　　虽然世人常谈论世界大同的梦想，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恐怕才是常事，因为人们并不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而是按其文化本能交流的。习惯晚上洗澡的台湾人觉得惯常早上淋浴的菲律宾女佣的行为“很怪”或“不干净”，差异被认为是落后、反常和不文明的象征。为了确立自尊心，人们常常又依据这些为标准建立起自己的优越感。外佣也会私下里嘲笑雇主，尤其是他们可怜的英语能力。

　　雇主和女佣都有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和梦想，这是现代社会给每个人植入的梦。书中侧重描绘了外籍移民的动力在于维持某种生活品质（常常是一些难以量化的好处，如声望、实现梦想），但作者似乎很少考虑台湾新富雇主也受自己梦想的驱动。对女佣来说，每天的劳作使她们成为“跨国灰姑娘”，生活中似乎很少有南瓜马车驾临，并穿上水晶鞋的一刻；然而并非只有她们才有灰姑娘梦想，事实上，中产阶级大多有严重的灰姑娘情结（看看周星驰的电影就知道了），他们劳作的领域不同，却同样甚至更迫切地梦想自己这个劳碌的小人物有一天能实现梦想。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梦想并不平等，有时甚至需要雇用他人来为自己的梦想服务。

　　略感缺憾的一点是：作者显然把目光主要投注在外佣身上，她/他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却未与台湾新富阶层打成一片，尤其是男性雇主——作者承认访谈这群人的过程遭遇重重困难。这不免使这一多声部的场景有所缺失。不过作者还是很好地揭示了中产阶级雇主那种自我纠结的焦虑感（有时甚至显得有点伪善）：既想维持与那个“内部的外人”之间的差异，又对家里出现的地位阶层感到某种自许开明进步的内疚感和罪恶感。这一幕，难道仅仅在台湾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