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现代慈善理念布道者

　　作家王小波说“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

　　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此，我们格外羡慕甚至

　　“崇拜”那些勇于突破原有生活的人。王振耀就是这样的人。

　　文_王静

　　2010年，时年56岁的王振耀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担任司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四年后至少可以功成身退，并继续享有包括退休金以及VIP医疗蓝卡等司长待遇。然而，王振耀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辞去司长职务，出任新设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从“最喜欢发言的司长”到民间慈善研究学者，王振耀的身份变了；但他推动现代慈善转型的理想未变，他为现代慈善理念布道的努力未变。在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会议室里，王振耀向《长江》分享了他转型一年来的足迹。

　　官转民这一年

　　从官员到学者，王振耀比原来更忙碌了。在接受《长江》采访前，他刚参加完新一期《财经郎眼》节目的录制飞回北京。接受完我们的采访，他又接待了来访的两位客人。开会、讲课、录制节目、出席活动、接受采访、带博士生……在壹基金研究院工作的一年时间里，王振耀几乎没有休息日，行程要以小时来规划。

　　“出主意，想办法。”王振耀这样概括自己目前的工作，“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慈善管理经验的人，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比如曹德旺先生通过股票捐赠成立慈善基金会，按规定基金会一成立就要交5亿多元的税。本来这些股票在曹德旺先生名下不需要交税，捐赠出来却要交税。中国慈善事业没有股票捐赠的经验和案例，现在出现这种现象，就需要公益研究院这样的机构来解惑答疑，提出解决办法。”

　　王振耀解释说，在慈善管理上，很多过往的制度已经不再适用，而民间慈善的多元化发展恰恰给中国慈善事业向现代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契机。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要做的工作就是在遇到新问题时，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建议。

　　按照王振耀的设想，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工作是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从学术研究角度推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但他发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普及慈善理念，让更多人参与慈善更为重要。而身份的改变则让他有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在出任院长的第一天，王振耀倡议全国5.5万个亿万富豪，每年捐款一百万。“当司长时，这话可不敢说，因为我是公共权力的代表，人家会质疑，政府想干什么？现在我做院长，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针对公众关心和质疑的热点慈善话题，王振耀亲自撰文或接受媒体采访，既对事件做出专业的解读和评论，又加深了社会对慈善事业的理解。

　　陈光标“暴力行善”遭受媒体质疑，王振耀呼吁应允许有缺点的行善，并称高调慈善是现代慈善的一个特点。“在中国做慈善不准张扬不准有个性，但是现代慈善就是要讲个性，像比尔·盖茨、巴菲特等都把慈善搞得震天动地，比尔·盖茨甚至点名让400名富豪捐款。像陈光标这样，捐了款受到质疑被追查隐私，以后谁还有心捐？”王振耀称，社会应该存在质疑的声音，但是质疑要有底线，“不能追别人的隐私，一定要学会尊重别人。”

　　在“郭美美事件”中，王振耀为慈善与商业的结合辩护。“传统观念认为公益慈善不能参与商业，但是公益组织引进商业模式，运用现代企业手段发展自己，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势。”王振耀解释说，“红十字会不用出钱，老百姓需要慈善服务，这时有企业愿意投资，通过吸引广告商分成，慈善机构当然可以将这两方结合起来。”

　　根据王振耀的研究，西方很早就开始探索用商业的方式做慈善。早在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时，伦敦很多医院等公益慈善机构就是用股份制形式建起来的。工业革命后，更是不断探索各种商业形式。今天，西方更是出现公益资本主义和慈善资本主义等概念。

　　当然，王振耀也提醒，慈善与商业的结合必须实行透明管理。“国际红十字会规定得很透明，比如分成模式可以明确地在网站上查到。哪些人需要回避这种合作也会做出具体规定。”

　　作为官员的王振耀曾推动了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建立，让9亿农民参加“海选”；建立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促进清官救灾转变为现代救灾制度；推进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今天，王振耀认为作为民间学者的影响力比做司长的时候大多了。“过去是推动政策，现在则是推动社会结构的完善和理念的倡导，并提供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

　　用管理公司的方法管理慈善

　　王振耀认为，现代慈善讲究效率，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用管理企业的方法来管理慈善。

　　向现代慈善转型，首先要实现观念的转变。王振耀表示：“观念第一，制度第二。中国社会的三大观念，锁住了上千亿的捐款。”三大观念具体是指：第一个传统观念，不准有个性，不准张扬，不准高调慈善。第二，不准慈善组织经商，不允许慈善与商业结合。第三，不允许国有企业捐赠。

　　其次，王振耀认为现代慈善注重对流程、细节的把控，应该用现代公司的管理办法管理慈善。做现代慈善也应该有像麦当劳操作规范那样的专业细致的流程，“要做慈善的专业模式，像麦当劳一样可以大量复制。”

　　在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时，王振耀曾制定了一份长达11页的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支出参照表。这份参照表从吃蔬菜水果到书本橡皮费用支出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列出了近300项详细金额，“有了这些标准，孩子为什么要花这些钱，一目了然。”财政部最终为儿童项目拨款25.2亿元。

　　王振耀称，流程、细节管理不仅可以使慈善管理更加规范，同时也会增加透明度，每笔钱都会规定怎么用，这样就不容易出现腐败问题。

　　此外，现代慈善最重视顶层设计，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使命就是通过倡导、培训和教育培养能设计出良好可操作方案的慈善专业人才，推动中国向现代慈善事业转型。

　　王振耀建议，企业可以咨询专业的慈善机构，制订慈善规划。“企业很少有专业队伍从事慈善，都觉得做慈善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会出钱谁都可以做。我们已经习惯把送钱给穷人和弱势群体称为慈善，送一点可以，但送得多就需要设计制度和战略。”据介绍，美国类似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这样的社会智库有3000多个，还有更多相关培训机构。

　　同时，王振耀呼吁教育应关注人文精神，改变束缚年轻人创造力的死记硬背式传统知识生产方式。“如果名牌大学的校长、教授、学生都振臂高喊要解决民族、战争等大问题，认为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不是在做学问。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走向社会从事公共管理时，不可能真正读懂普通人的需求，在做慈善的时候也不会设计出可行的具体方案。”

　　《长江》：在2010年壹基金研究院成立典礼上，您提出了“推动富人慈善，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一百万”，富人与慈善是否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王振耀：富人和慈善确实有着天然的联系，从全世界来看，大的慈善家往往都是富豪。在2008年的一份统计数据中，全世界排名前30的富豪，一半人都在做慈善。富人做慈善的比例比其他阶层都要高。这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社会使命。

　　《长江》：您认为中国民间慈善没有美国参与程度高的最重要原因在哪里？观念、制度、人才……

　　王振耀：我认为观念占第一位，其次是制度。三大观念锁住了我们上千亿的捐款。第一大观念是不准有个性，不准陈光标有个性，做慈善不能张扬。但我认为做慈善就是要有个性，要高调。第二是不准慈善组织经商，不能和商业结合。有人质疑慈善怎么可以和商业结合，慈善是不能赚钱的。我认为现代慈善当然可以与商业结合。第三个是不准国有企业捐赠，因为大家会质疑国有企业在拿着国家的钱给自己企业买好，这样就会造成国有企业不敢做慈善。企业家也不敢张扬，一旦张扬就会挖人隐私，受尽道德批判。

　　我个人认为对于慈善的质疑声音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应该永远保持质疑的声音。但是，质疑是有底线的，不能追别人的隐私，一定要学会尊重别人。

　　《长江》：您辞官投身民间公益慈善事业，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已经有一年时间，在这一年中，您感觉与为官时有何不同？

　　王振耀：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内容整体都发生了改变。担任院长以来，使我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可以更直接地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奉献给社会。而且，在我与社会的接触中，我不认同年轻人道德低下的观点。汶川地震时，几百万年轻志愿者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全国人民热心捐赠，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道德低下的群体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长江》：您选择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慈善研究的初衷是什么？您对中国慈善的愿景是什么？

　　王振耀：我希望在未来这些年，促成中国慈善事业实现一次重大转型，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以公益研究院为平台，通过提供专业的慈善管理人才，倡导现代慈善观念，提供各种专业咨询、组织各种慈善活动等手段来推动转型。

　　现在的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及住房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可以先行动起来。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当社会要实现这种大转型时，自身的倡导是非常重要的。

　　《长江》：早在2008年，您已经提出要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并且推动养老服务产业的规划和发展。当时的规划是什么？

　　王振耀： 当时提出的养老服务规划重点已经做到“十二五”规划里，现在已经在公开征求意见。规划重点有三个。一是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而不是最低生活。第二是推广养老服务护理专业化，把这个产业做起来。中国人讲孝敬，讲要让老人享福。可是，一旦老人到了80岁以上，原来的孝敬其实是“不孝”。比如，老人到了80岁以上，我们要还像照顾70岁的人一样去搀扶他，不让他动，很快他们就会形成依赖，这等于把老人给害了。应该尽量不要搀扶他，让他多动一动，养老护理需要一整套现代专业知识和专业的服务团队。第三是增加政府投入，建养老机构，培训养老护理员。

　　现在我仍然在呼吁人们关注社会养老问题，民间可以成立一个养老产业研究院，系统研究养老产业。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到养老产业的商机，民营资本对接的方法很多，比如在护理方面的对接。从全世界来看，特别欧美国家，原来都是国营的养老院，现在都已经民营化。很多人分析认为，养老产业每年至少可以产生上万亿的收益，我认为远不止这些。在这其中，政府应该起到倡导、鼓励、支持的作用。

　　《长江》：在慈善管理中，您非常重视流程与细节，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如此重视这种可操作性？

　　王振耀：这有很多原因。一是我是农村出身，农村人不喜欢听空话、大话，只喜欢听实在话，解决实际问题。第二是我当过兵，从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到正连，我一直在研究带兵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当完兵后我才去上大学，是在具备很多操作知识的基础上才去学习的理论知识，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学习更容易让我重视方法的可操作性。

　　《长江》：在长江EMBA的学习，对您研究慈善起到了什么样的帮助或启发？您对长江商学院倡导并从事的公益活动有什么建议？

　　王振耀：长江商学院的教学模式大量引进了现代的理念、技术和分析方法，让我收获很多。长江商学院在整个社会转型中，特别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工具的角度来看，很多知识和方法可以运用到公益事业中，让我不虚此行。长江商学院的学习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让我更加重视慈善的效率，让我把商业的理念与方式方法运用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包括项目的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对标准的追求等。

　　同时，我认为如果长江商学院把公益事业进一步做起来，将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长江商学院已经意识到开发知识、专业咨询的重要性，所以，在长江内部可以成立一个公益课堂或者公益专业组织，拿出时间、精力和专业人员对企业家进行培训。在美国公益咨询机构有3000多家，长江商学院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提供咨询业务的平台。一定要意识到让商业的活力转化为社会的活力需要转化器。

　　在竞争阶段，千万不要以为慈善就是展现爱心，这个爱心是需要竞争的。要在竞争中发挥得更好，这就需要专业的机构提供好的慈善项目。现在很多慈善组织没有做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结构上遇到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慈善也是一个产品，长江商学院可以提供让学员满意的慈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