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身份制提示政府转型艰巨迫切

　　祝乃娟

　　 近日，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北上广个人生活感受”调查报告。具有中国城市高生活水平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感受呈现两极化特征。

　　 收入分配差距大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的各个缝隙。幸福各有版本，不幸都很相似。富有人群的资产大小有别，然而贫穷家庭的贫穷都是同一版本。与其他地区相比，北上广深的经济总量较大，高收入人群数量较多、富裕家庭拥有的资产也较大，因此更容易在收入差距方面呈现明显的两极化特征。

　　 并且，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较高的生活成本面前，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又被狠狠地打了折扣。国际人力资源公司最近公布亚洲区生活费用最高城市排行榜，北京、上海则分列第七、八位。并且，这个调查还只是包括食物（粮油杂货、奶类产品、肉和鱼、新鲜水果及蔬菜）、基本需要（饮品及烟草、杂货、服务）和一般需要（衣服、电子货品、汽车、外出用膳），不幸的是，这还不包括住宿、公用设备（电费、煤气费、水费）、买车和学费。

　　 据说部分大学毕业生、白领人群从北上广深流出，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工作或创业，而随后的不久，一部分人又回流到北上广深。这个无奈的反复过程说明了，公平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社会都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北上广深的经济总量大、市场相对较为规范，尽管生活成本高、交通、环境问题突出，依然对大学毕业生和普通白领有着吸引力。然而，他们在这些大城市里又属于生活满意度相对不高的人群。

　　 此次调查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身份制社会这个特征，将受访者分为体制内、体制外两大类，调查结果表明，体制内人员即党政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对于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职业人群。这其实是一个用肉眼就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在经济危机之前，人们对此还没有太多明显的感受，经济危机变成了一个工作抗险能力的试金石，危机之后，哪些工作令人生活更有保障，变得一目了然。此次调查也显示：体制内人员即党政事业单位的“公职就职者”的“个人住房”、“看病就医、学习就业”等6项指标的“满意度”，均高于其他职业人群。

　　 坦白说，体制内的人群，生活保障的来源并不在于工资收入，而是大大小小的隐形收入，也即灰色收入，这种庞大的灰色收入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还不仅仅在于恶化了收入分配，它们的负面的示范效应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职业和生活的预期，它们的存在令人变得选择不相信创新与拼搏，而是越来越选择与体制挂钩。于是，也就出现了大学生择业观的改变，他们越来越趋向于接近体制和进入体制，以获得相应身份从而令自己的生活更好更满意。

　　 这部分人可能是未来的“精英阶层”——在此调查中，精英阶层大致等同于高收入阶层。由于生活方面具有了比中低收入阶层更好的保障，因此，他们的价值观也就自然会与中低收入阶层拉开距离，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保守与犬儒，其原因在于他们中的一些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并且在一些方面变成了改革的阻力。

　　 该调查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收入水平决定满意度，与其说它是调查结果，还不如说是眼下现实社会的一个注脚。最重要的是，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才能提升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是这个问题解决篮子里最首当其冲的，然而类似的调查也显示了体制内的人显然生活满意度较高，这提示改革与政府转型的阻力不小。如果想真心地推动政府转型，就应该不断消除这种体制内外人们生活境遇的巨大差别，打破垄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并不断引入社会监督力量、不断令民众的表达渠道更加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