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作协主席:需保护作家批判社会和政府权利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专访瑞典作协主席马兹·索德隆德：

　　保护作家批判社会和政府的权利

　　瑞典作协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存在方式与运作机制似乎可以成为中国的借鉴。瑞典作协是一个更加纯粹的作家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像一个保护作家群体权利的工会

　　本刊记者苏洁

　　对于中国公众来说，瑞典是一个遥远的存在。

　　这个北欧小国意味着良好的空气质量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完美福利。瑞典的社会制度被一些学者描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物。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瑞典的作家、艺术家并没有被单纯地推向市场。他们成立了作家协会，以此支持作家创作。但是与有着同样名字的中国作家协会相比，瑞典作协一直保持着民间组织的身份。而瑞典作协建立的初衷与当下最主要的工作都是为了保护作家权利。无论当作家面对政府强权、资本力量还是网络侵权，瑞典作协都会成为作家的依靠。

　　在众多声音质疑中国作协“圈养”作家、作协体制化、作家官僚化的同时，瑞典作协的运作方式以及协会与政府、作家的关系或许可以成为中国作协的某种参照。

　　七年前，瑞典诗人马兹·索德隆德成为瑞典作协主席。2011年12月初，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他详细介绍了瑞典作协的运作机制。

　　“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批判”

　　中国新闻周刊：瑞典作家协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它和政府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马兹·索德隆德：瑞典作家协会是非政府性的。1893年，瑞典的著名作家维尔纳·冯·海登斯坦等人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瑞典作协，初衷是想给瑞典作家提供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维护他们自由表达的权利。后来组织不断壮大，并逐渐与政府形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笑)。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批判，包括对现实社会甚至是政府的批判，而作协需要保护作家的这种权利，因此算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但另一方面，作协也在协助推动政府的工作，比如在适当的时候给政府建议，完善相关立法。所以，两者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吧。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又爱又恨”，政府会给作协提供经济上的资助吗？如果有，是以怎样的方式？除此之外，作协还有其他资金来源吗？

　　马兹·索德隆德：政府会给作协一些不定期的经济援助，但往往不以直接的形式。比如在瑞典有一个“瑞典作家基金”。政府将这笔资金投放到图书馆，用于鼓励作家的创作。每当一本书在图书馆被借阅一次，“瑞典作家基金”会给予一定奖励。这笔资金的一部分通过基金会发放给作协。作协同时会接受社会上的募资。另外，瑞典作协的会员也会缴纳会费，金额大约是每年1300瑞典克朗(约合1331元人民币)。不过，尽管有很多集资渠道，作协还是会面临资金困难的状况，毕竟现在文学不是一种高回报率的产业，人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到一些快速收益的产业中。

　　中国新闻周刊：瑞典作协的结构是怎样的，有无分支机构？另外，作协主席的职位是选举出来的吗？选举机制又是怎样的？

　　马兹·索德隆德：和中国作协不同，瑞典作协没有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作协有四个部分，非小说类文学部、儿童文学部、小说类文学部以及翻译部。除了这些分类外，作协还设有执行局和委员会。作协主席的职位是选举产生的，每年选举一次。尽管我担任作协主席已经七年了，但每年还是要经过选举，重新任命。所以，我也是经历了七次选举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加入瑞典作协？对会员的审核标准又是怎样的？

　　马兹·索德隆德：一般情况下，在瑞典居住的职业或非职业作家都可以申请加入作协。作协会员的工作也是多元的，有的是电车司机、有的是公司职员等。目前，瑞典作协职业和非职业会员的比例大约是1：4。如果想加入作协，除了填写申请表格外，还需要提交至少两本出版的书籍，然后由作协委员会对书的内容等进行审核。当然，如果是特别优秀的作家，也可以只提交一本书。事实上，审核的通过率还是比较高的，能够保持在90%以上，因为提交申请前就有一些限制。

　　中国新闻周刊：发展到现在，瑞典作协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它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又会给会员带来些什么呢？

　　马兹·索德隆德：瑞典作协的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保护会员自由表达的权利；推动知识产权等相关法规的完善；帮助会员与出版商等达成更有利的协议；以及在会员与出版商、政党或政府等产生矛盾时，从中协调。作为瑞典作协的会员，当他们需要翻译、法律咨询、或者税收顾问的时候，可以求助于作协，我们会教会作家如何更好地交税、或者签署完美的合同。当作协会员需要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诉讼，作协甚至会出资替其打官司。另外，对于作家的创作，作协偶尔会给予一定经济上的奖励，但金额较少，也并不经常。因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并不在这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作家与出版商、政党或政府的矛盾，这种矛盾会是什么？作协又会怎样从中协调，并对作家进行保护？

　　马兹·索德隆德：矛盾有可能是合同上的纠纷，或者是不合适的言论引发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作协会第一时间派出律师，为作家提供法律咨询。有时候矛盾甚至会上升到诉讼层面，而诉讼所产生的费用，作协一般也会承担，有时候费用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矛盾越少越好(笑)。此外，我们也尽可能多地给会员提供咨询，以便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在打击盗版上，我们和政府是站在一起的”

　　中国新闻周刊：可以具体说一下作协在会员服务方面的工作吗？比如怎样提供税收方面的咨询？怎么解释“让他们更好地交税”？

　　马兹·索德隆德：作协的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会员过上更好的生活。以税收为例，作协会定期出版手册，教会员如何填写“税收返还”申请表等。比如一个作家的月收入是3000元，他交房租的钱是500，那么这500元就应该从交税部分扣除，作为税收返还的依据。

　　中国新闻周刊：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瑞典作家在维权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马兹·索德隆德：从法律的角度，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我们有完善的法律和维权体系。但由于网络的繁荣，尤其是“网络书”的甚嚣尘上，我们遇到不少现实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看来瑞典作协在保护作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作为非政府组织，如何让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保护作家？

　　马兹·索德隆德：最主要的是要随时保持对外界的信息更新，并参与事务的推动。比如这几年瑞典政府在修改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瑞典作协一直在努力与政府沟通，试图增加法律中保护作家的条款，但看起来收效不大(笑)。因为政府是有些“亲市场”的。但他们不了解，市场远比个体的作家要强大得多，所以需要保护的不是市场，而是作家。

　　另外，我们会把重心更多地放在“一般作家”身上，因为“市场化”作家往往不需要作协的保护。“一般作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因而话语权也相对较小，需要更多的保护。

　　中国新闻周刊：加入瑞典作协的会员作家和非会员作家之间的关系怎样？

　　马兹·索德隆德：瑞典作协来去自由，成为会员的作家只要坚持缴纳会费，就可以一直保留会员身份。会员作家和非会员作家是非常友好的关系，因为会员的申请是自愿的，审核过程也是公正的。目前我们的会员已经由2002年的2400人增加到了2700人。增幅虽不大，但很不容易。这些年来我们把很多精力放在和政府、媒体以及出版商打交道上。借助媒体，我们不仅广泛地进行自我宣传，也让更多人熟知。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在2008年组织发起了作家与翻译家国际大会，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马兹·索德隆德：初衷是想给各国的作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加强和保护读写能力和作家的权利。未来希望进一步扩大规模，但资金的筹集确实是困难的事情，毕竟“文学”依然是一个不那么“市场”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谈到文学的市场，你认为在瑞典，什么样的文学形式更受市场欢迎？瑞典作协会刻意扶持相对弱势的文学形式吗？

　　马兹·索德隆德：小说，显然小说是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而在小说中，当属犯罪类小说最有市场。而诗歌的市场则小得多。尽管我是个诗人，但必须承认我要靠在作协的工作维持稳定的生活，如果仅凭写诗的话，恐怕很难养活自己(笑)。

　　 我觉得保持作家协会的独立性很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希望通过此次中国之行考虑未来进一步与中国的合作？

　　马兹·索德隆德：应该会的。通过这次与中国作协的交流，了解了很多中国作协的运作模式和管理办法。未来会邀请中国的作家来瑞典访问，这已经成为一个计划了。我们都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我18岁的儿子也学习过中文，不过因为觉得太难而放弃了(笑)。有意思的是，他学中文的原因不是觉得中文古老而神秘，他认为学中文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而且对孩子未来的发展相当有帮助，中国对瑞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也是很好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确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作协的工作是否会影响到你的创作？比如在时间、精力方面。你现在还在写诗吗，近期有无出版计划？

　　马兹·索德隆德：创作时间确实无法保证。但一年中我可能会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创作。目前，我有三本书正在酝酿出版。一本是诗集。2012年会出版一本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集，另外2013年会出版一本小说，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

　　中国新闻周刊：不知你对中国作协是否了解，有些人对这种组织形式有不同看法，你怎么看？

　　马兹·索德隆德：我对中国作协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便做过多评论。有些人既然对现在的作协不满，为什么他们不自己组织一个类似的协会？也许两个作家协会可以共存(笑)。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保持作家协会的独立性很重要。因为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能够独立地表达，表达自己的内心。

　　(感谢张凌凌以及瑞典大使馆大力支持)

　　（责任编辑：袁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