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共富”试验

　　让大多数人共同富起来，是重庆目前的理想。“共富12条”已经勾画出一幅蓝图。

　　重庆：“共富”试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重庆报道

　　10月末，在重庆，央视《对话》栏目采访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现场。该市云阳县的农民刘富贵手拿两个大柑橘，直奔黄奇帆，把柑橘送给他，“感谢政府”。该情节并非提前设计，送的人很激动，收的人也很激动。

　　刘富贵是重庆大山区里种柑橘的农民，去年种柑橘增收了8000元。他将这份增收的喜悦归功于重庆市政府去年推出的300万农户“万元增收”计划。该计划要求，通过充分利用土地空间，搞活林业经济，使每个农民家庭三年增加一万块以上收入。而且要求95%以上的农户户户增收，拒绝“被平均增长”。

　　这只是庞大的重庆共富计划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在《对话》的现场，黄奇帆详细讲述了一场发生于中国西部最大城市最大规模的收入分配改革。他曾对媒体说：在重庆当市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可以不断地在改变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国家的大事情。

　　“再不分蛋糕，就伤感情了”

　　这些大事情现在被浓缩成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简称“共富12条”）。“共富12条”明确提出：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其实之前的重庆市“十二五”规划中早已提出：确保把基尼系数降到0.35左右，并使50万绝对贫困人口基本脱贫，到2015年实现全面小康。这比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足足提前了5年。而且，他们不要“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被平均出来的小康”。

　　重庆的现实是：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落后于全国；共有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大量的下岗工人和涌入城市的农民，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而且，城乡差距极为明显。

　　富起来，并且是大多数人共同富起来，是这座城市现在提出来的理想。然而，在这个算不上发达的西部城市，可能吗？

　　这一决策的设计者、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这样回应社会上的质疑：这对重庆的的确确是很大的考验。但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一步又非走不可，而且早抓比晚抓要主动得多。

　　毫无意外，在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9的社会现实之下，重庆方面很快占领了舆论的上风。

　　“如果我们的GDP年年在增长，但大家的收入都没有增长，老百姓的分配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最终会出现政府的税收很多，企业利润很多，而老百姓的收入不高，内需会出问题的。”黄奇帆表达了他的担忧。这显然也是整个社会的担忧。

　　薄熙来呼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越往后，解决起来就越难，成本就越高，付出的代价也会越大。“真要出现两极分化，再想平衡，就非常困难了，就会伤害感情了。”

　　根据黄奇帆的分析，中国收入分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之间有歧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岗位工资低；第二，在城市群体中行业差距很大，高达几十倍的差距；第三，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税赋之间，切蛋糕不够合理。“二次分配里面，该多交的没有多交，而低收入阶层交得不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分配是不公的，为什么不让富人多交一点呢？”

　　这位市长认为，在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当中，还有许多不合理的部分需要修改。例如，重庆设计了对富裕群体的别墅、高级公寓收房产税，以遏制高房价、高档房的无度发展。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万一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时总结，“重庆模式”的真正价值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维护起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在重庆市政府的政策选择中，公平获得了排序优先。”这当然赢得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掌声。

　　某种程度上，“重庆模式”或可视为30多年改革发展模式外的另一种新选择，即“不必等到先把蛋糕做大再分好”。薄熙来还进一步论证了，分好“蛋糕”并不妨碍做大“蛋糕”。

　　重庆方面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过去连续3年重庆GDP增速保持在15%以上，2010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2008年，重庆引进的外资达27亿美元，2009年为40亿美元，2010年高达63亿美元，今年至今又增长了70%，增长率全国第一。黄奇帆预计今年能达到100亿美元，在中西部名列前茅。

　　让农民富起来是最核心问题

　　在重庆的整个“共富”顶层设计中，缩小城乡差距成为了最核心的问题。“城乡差距的问题解决好了，基尼系数就缩小了60%。”黄奇帆说。他们预计将城乡差距从现在的3.3：1，缩小到2.5：1。这当然不容易。

　　改革开放30多年，大约有两亿多农民到城市里打工，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待遇。

　　“这很不公平。”黄奇帆坦言，一般谈到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都说会有代价。一个人进城，意味着学校、医院、道路等各项公共资源费用的增加，政府需要一大笔钱。“当领导的人看到这个数字头脑会发胀的，胀了以后不敢做事了。但这个事情在全世界都发生了。全世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居民减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全世界都走得通，为什么我们走不通？”

　　他的言下之意是，这个问题在重庆走通了。根据黄奇帆的介绍，至今年年底，在重庆工作三年以上的重庆农村户籍人口大约有300多万人自愿转成了城镇户口，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五个保障”一步到位，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重庆市建设的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配租给农民工的比例达到了40%～50%。

　　但农民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入来源太单一，财产性收入只占全年收入的3%。”在黄奇帆看来，缺少财产性收入，这是中国农民贫穷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重庆的制度安排中，地票收入和质押融资未来将成为重庆农民重要的财产性收入。

　　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地票”制度，将进城农民的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形成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即“地票”。地票可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的主体，均可在政府制定的交易基准价格基础上参与竞购。地票拍出后，即可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拍卖所得，85%给农民，15%归集体组织。重庆目前已经运行了8万亩地票，平均一亩地票20万。房产商的资金转到了农民的户头上。

　　这一制度的微妙之处在于与城乡建设性的土地增减挂钩：一是宏观上使这个区域增加建设用地，整体的耕地不会减少；二是使500公里、1000公里远的农村能够分享大城市近郊的级差地租。

　　重庆方面认为这是“大城市反哺大农村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然，外界也曾提出了“土地”换“户口”的质疑。

　　另一项财产性收入是融资质押。

　　“中国55万亿的银行贷款，但贷给9亿农民家庭的贷款，仅1000亿，当然给农村的集体组织、乡镇企业的贷款有一定的量，但给农民个人的贷款很少，而4亿城市居民的家庭贷款超过5万亿。”黄奇帆认为，农民缺少了融通产生的资产性收入，这是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都是集体所有，农民仅有使用权，无权拿给银行做质押，不能质押就没有融资能力。

　　重庆的做法是将三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量化，例如，宅基地如果量化成100块钱，其中80块钱归使用权人。这样，银行即可根据农民三块地的使用权予以质押，发放贷款。至今年年底，重庆农村的农民家庭融资超过100亿。

　　“中国的农民都是量入而出的，无论是拿银行的钱还是政府的钱都会非常小心。事实上，中国的老百姓，个人贷款的坏账率比国有、民营企业贷款的坏账率要低。”但万一出现了坏账，重庆市政府也考虑了一个很合理的措施：政府的担保公司承担1/3，银行承担1/3，还有1/3由老百姓的质押物来赔偿。

　　重庆执政者的想法是，不仅是让重庆人尽快脱贫，而是尽快富起来。扶持草根经济，是一种更务实的选择。

　　重庆市政府出台了微型企业的帮扶政策：自己出资10万元，带7～8个人形成一个微型企业，重庆市政府给5万补助，银行给15万贷款，再免税15万。仅一年，就办了4万个微型企业，带动了30万人就业。

　　“微型企业需要解决的是资本金，起步的时候，政府应该扶它一把；个体户需要的是一个活动空间，在马路上摆一个摊位，市政不要把它扫掉。”对待草根经济，重庆官方的态度相当宽容。

　　国企每年利润30%要上交财政

　　然而，若真要实现“共富12条”所确定的目标，整个资金投入大约需要1.1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钱从哪儿来？

　　专门研究重庆模式的学者崔之元曾撰文分析了重庆巨额民生支出的资金来源：一是国资增值，二是地票交易。

　　在过去的几年，重庆市政府储备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这为重庆国资“八大投”的运营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所谓“八大投”，指的是分担重庆市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运营的八家国有企业。这是重庆交通、水务、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八个主要投融资平台。具体运作模式是，政府先向“八大投” 划拨储备土地，“八大投”则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再等土地增值，拍卖赚到的钱用来归还银行贷款。

　　以“八大投”为首的重庆市国有经济规模从2002年的1700亿增加到目前的1.5万亿，总量居全国第四。按重庆市政府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的利润每年要上交30%。过去5年，重庆市国有企业每年上交利润大约在15%到20%左右，在全国是交得最多的。

　　“国有企业的收入不是给国有企业的经理唱卡拉OK，亏了让财政补窟窿，盈利了就变成他们内循环，这个不行。全世界股市的基本原理是，上市公司必须每年拿30%左右的利润分红给股民，我们国有企业当然不能给全民分钱，但把这个钱交出来给政府进行公共服务，是义不容辞的。”黄奇帆说。

　　上交的利润成为财政公共预算。“重庆这几年有一个比例高于全国，就是预算内财政的50%以上用于民生，全国这个比例一般在30%左右。我们为什么能到50%呢？”这位市长解释，因为国有企业交了利润，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否则，政府必须拿预算内财政去投入，民生方面的投入自然减少。

　　在他看来，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其内在机理是缩小贫富差距。“重庆把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作为实现共富的一个战略措施。”

　　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被认为是“重庆模式”的重要特征。但这也被认为没有多少可复制性，因为除了需要庞大的土地资源储备外，还需要强势的政治影响力，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资源的大政府管理机制。

　　基尼系数

　　是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收入绝对平均；0.2-0.3，收入比较平均；0.3-0.4，收入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收入差距悬殊。中国基尼系数目前高达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