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再定位？

　　芥生

　　如果跳出“硬性减排还能拖多久”等关于结果的得失计算，可以看出，德班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和动向，暗示了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危机和国际再定位的迫切挑战。

　　从表面上看，德班谈判保住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保住了气候变化谈判的公约——议定书“双轨制”，达到了中国的主要预期目标。

　　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做出的重要让步，也就是接受于2015年前议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条约，并于2020年后实施，可能令“双轨制”的实质性内涵——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的区别性对待——大打折扣。

　　自德班会议伊始，消泯上述区别就是欧盟方面的一个主攻方向和主要修辞。欧盟气候委员赫泽高就公开声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已不能反映世界经济的现实。

　　当然，中国此次“主动出击”，提出了自己的五点要求，是近年气候谈判领域比较积极的一个动作，而关于2020年后可接受强制减排的表态，也可能体现了某种“胸有成竹”的战略思路。

　　不过，如果从气候谈判进程的动态消长来看，似乎出现了实质性并轨的某种迹象。

　　从会议的结果来看，尽管《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发达和转轨国家）大部分做出了到2017年底或2020年底的第二期承诺（加拿大已宣布不作承诺，日本、俄罗斯也可能步其后尘），但这种承诺只是对《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区别现状，给了一个最多10年的“死缓期”。《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谈判进程，必然会逐步丧失活力和在整个气候谈判中的权重。

　　重心正在转移。会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更大框架下，设立了一个新的工作组，开启了于2015年议定新条约的一个新谈判进程，这个新条约和新进程，实质上将逐步取代《京都议定书》及有关谈判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的目标在战略层次上得到了实现。

　　德班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绿色气候基金的启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援助承诺的一种落实；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对《京都议定书》内容的一种剥离——绿色气候基金有可能成为一个摆脱《京都议定书》牵制的新谈判进程。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说，《京都议定书》作为谈判砝码的意义将明显衰退。

　　也许主要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在关于新条约的谈判中继续保留区别原则和显著的区别责任，但发达国家可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已经照顾有关情况为由，将新条约推向更加“一视同仁”的水平，并且强调其法律强制性。

　　也许发展中国家还寄希望于延缓新条约的实施，但这种手法需要考虑到，被人指责为阻挠条约的“钉子户”的道义代价。

　　所以德班谈判虽远没有哥本哈根峰会那样万众瞩目，但它的意义也相当深远：全球气候谈判的动力机制已悄然改变。

　　这一改变，其实反映了全球议程中更深刻的一个转变，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已令它们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

　　德班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的一些国家和小岛国家从未有过地同中国、印度等高增长国家相疏远，正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国际阵营的分化。

　　而“新兴市场”、“金砖国家”，这些首先由国际投资界打造出来的“身份”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稀释着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自我认同。

　　尽管中国、印度等国家仍然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谈判，但这一身份在谈判中合纵连横的效用已经日益受到制约。而类似欧盟那样质疑“区别对待”的实质性“并轨”修辞，却日益展现出撬动谈判进程的能量。

　　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并向贸易等国际议题上进一步扩散，可以说，中国和印度等高增长国家，即使不会被孤立，也会越来越处于一种利益多元化、分散化的格局，寻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进退的成本也会不断提高。

　　也许，今日中国的谈判代表还能够在大会上代表“发展中国家”慷慨陈词，痛斥“发达国家”口惠而实不至，还要对别人指手画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国际谈判中的阵营面临利益多元化，“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的认同效果日益稀释的挑战，中国亟须对自己的国际定位进行前瞻性的反思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