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迷恋者

　　亢霖

　　深入日据时代的台湾历史是一种心灵冒险，我相信拍出《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的魏德圣有同样心得。按照传统爱国主义史观，日据时代是日本殖民者残酷剥削压迫的历史，也是台湾人民的反抗史，这固然不错，但失之简单。如果愿意诚实面对世道人心，应该承认，任何时代都有复杂的面相，就像任何一个人，将其脸谱化肯定是草率的。

　　佐久间左马太正是这样一个人，重要性不次于他的前任儿玉源太郎和实干家后藤新平。这位伯爵和陆军大将还占了一个“最”字，从1906年到1915年，他担任台湾总督九年，是任期最长的一个。

　　早在台湾被割让之前的十多年，佐久间跟这岛屿的渊源就开始了。1874年，日本人借口台湾岛上的牡丹社原住民杀害了琉球的船民，发动企图入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30岁的佐久间以中佐之职参加了这次行动。这个资历三十年后发挥作用，使他接任出尽风头的儿玉源太郎，成为第五任台湾总督。在这三十年里，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和台湾的命运天翻地覆，佐久间也攒足了资历，包括在甲午战争中和同僚消灭了北洋舰队的历练，让他养成冷酷的手腕和刚毅的性格。

　　在本质上，佐久间是典型的日本军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镇压占领区的反抗，内心充满对武力的信服。他就任总督之初，台湾岛上武装反抗仍然此起彼伏，前任儿玉总督离职了，却留下了最有才干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佐久间和后藤两人无间合作，镇压了包括林圯埔事件、罗福星事件等至少十次成规模的抗日暴动。

　　对于台湾岛上汉人和原住民的差异，佐久间等殖民者心中有数，分而治之。镇压了上述的汉人反抗后，他开始了心目中更重要的另一项血腥事业──对付原住民。在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之前，清政府对原住民聚居的许多土地山林采取隔离政策，而这些山林正是日本人寻求开采的。当日本的工作人员深入到高山林地时，必然受到为保卫家园而战的布农族、泰雅族等原住民的攻击。因此，用武力压服原住民是殖民当局的必然选择，这个举措被冠以一个中国味十足的堂皇名称，叫“理蕃”，显示了日本人多年受中华文明滋养后，已经以正统自居，将他者称为“蕃”了。

　　佐久间决心在任内永久解决原住民问题，实施了“五年理蕃计划”，不断地对原住民用兵。拥有近代化装备的日军，“理蕃”的技术和效率自然跟历代中国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佐久间在台湾岛上北讨泰雅族，南抚布农族，架设高压电铁丝网、埋设地雷以围堵原住民聚居的所谓“蕃界”，身先士卒亲自出征对于这个台湾最高统治者毫不稀奇。原住民携带弓箭和一些简陋的枪支等武器，利用熟悉的地形同日军周旋，有时还运用雪崩及森林大火来隔绝日军。面对困难，佐久间逐渐增加兵力，从4000人加到12000人，动用飞机及军舰大炮，攻击地面部队无法到达的原住民村落，并使用酷刑。在不少场合，日军将俘虏的原住民战士在村民面前屠杀，不分青红皂白摧毁整个村子。1915年，血肉汇成的“理蕃”事业达到成效，多数原住民地区被平定，但偏远村落仍持续反抗。

　　既然深信武力，佐久间更进一步的思想是相信死亡的震慑。身为严酷的军人，他除了在战斗中对敌手无情外，还在战后上瘾一样宣判和执行着死刑。在各类抗日事件被平定后，由于日本警察及眷属被杀，他展开报复性的后续处理。他试图将死刑范围尽可能扩大，并且期望每年都处理一些类似案件。在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之后，有1400多人成为被告，900多人被判死刑。这种做法引起了在台北的日本人的抱怨，他们担心这样搞下去迟早会引发全台暴动，到时候遭殃的还是这些在台湾的日本人。日本媒体对此也做出批评。1915年大正天皇加冕，为显示新天皇的恩典，东京当局下令佐久间左马太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但这时，这位“高效率”的总督已经执行了96件死刑。天皇加冕仪式结束后，他又处死37名台湾人。直到他离任为止，最终结果是200多人被执行死刑，700人被判无期。佐久间留下的浓重阴影，此后十多年一直笼罩着台湾人的内心。

　　攻杀刑罚之外，佐久间左马太也没忘了总督还有治理建设的职责。他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辟建了阿里山森林铁道，积极筹划日本农民移民来台湾，开辟多个“日本村”。他当然自诩为文明和先进的代表，在社会上致力于废除“三恶”陋习，所谓“三恶”，是指鸦片、缠足和辫子，后两者跟当年大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运动方向相同。佐久间和后藤新平还加强卫生体制，改造下水道，进行捕鼠工作，改农历为公历，在街头放置时钟，培养台湾人的守时观念。他的市区改造计划对后来台湾城市的规划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佐久间左马太于1915年4月底结束总督任期，3个月后病死。手上沾满的鲜血证明，他是货真价实的战犯、屠夫；站在当年日本国家利益的观点上，他是鞠躬尽瘁的一代忠良。考究东亚及全球的沧桑变幻，佐久间和其他明治时代的“俊杰”一样，是日本成长为新兴东亚霸权国家，并与古老中国发生碰撞的产物。这样的碰撞，彻底改变了宝岛台湾的命运。

　　作者为专栏作家，某媒体驻台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