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不跪了，我们还在跪

　　羽戈

　　盛极一时的为历史人物翻案，像一场暴烈的飓风，从文本卷向了行动。去年曾有人撰文为秦桧鸣冤，号称“中国历史第一冤”，可惜内容不大可观，多为拾前人的牙慧，我只记得这个无比哗众取宠的标题。今年，翻案者更进一步，在秦桧的故乡江宁，占地面积达17.8亩的江宁博物馆开馆，推出了一尊正襟危坐的秦桧像。据称，此前中国的秦桧像，知名者有七尊，如在杭州西湖岳王庙前、河南汤阴岳飞庙施全祠前等，都是跪姿，而今，跪了近500年的秦桧，终于在家乡父老面前挺身而起。

　　秦桧不跪了，当然他并未完全站起来，而是采用了坐姿。这也许是雕塑家的委曲求全，也许别有寓意。然而，只要秦桧像的膝盖与头颅的历史向度发生了转型，必将激起世道人心的恐慌，迎来山呼海啸一般的异议与骂声。从翻案的杀伤力上讲，塑像的改革，更为直观而尖锐，远胜百篇辩诬的论文。

　　与秦桧相关的这一段宋史，一直疑云密布，疑窦丛生，争议千年而不休不止。批判秦桧乃是主流，为秦桧辩护，虽历代不乏其人，却始终处于弱势，且免不了遭遇时代的白眼与报复。最著名的案例当属吕思勉先生，他的《白话本国史》1923年初版曾有一章论南宋与金朝的和战，认为迫于当时的情势，依岳飞、韩世忠等人所组成的南宋军力，根本无法与金朝抗衡，故秦桧主持和议，必不可免，他由此背负千载骂名，实在有些冤枉。但在1935年内忧外患的中国，《白话本国史》却因此论被当局禁止销售，此后赵超构发表《从秦桧说起》一文为吕思勉声辩，则被龚德柏起诉，将商务印书馆、吕思勉、赵超构等，以外患罪并违反出版法之名，一并告上法庭。法院两次审判，均判吕思勉一方胜诉，对他们“不予处分”；然而其判决书指出，吕思勉“褒秦桧而贬岳飞等”，“其持论固属不当，无怪人多指摘……”——连司法者都作如是观，可见为秦桧翻案之难。

　　秦桧的罪名主要有二，一是主持和议，二是杀害岳飞。至于后者，将罪孽全盘扣在秦桧头上，正契合千古流传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中国特色的道理。事实上，杀害岳飞的元凶乃是宋高宗赵构，秦桧充其量只是帮凶。而且赵构要杀岳飞，并非因为岳飞号称要收复失地，还我河山，迎回被北国掳去的徽钦二帝——依岳飞的兵力，他的理想只能流于空谈；而是因为岳飞妄议国本，就立太子这一问题，明确反对赵构；此外，宋朝执政者鉴于唐朝之亡，对手握兵权而夸功自大的将领十分警惕，一有剪除之机，绝不手软。所以岳飞自有取死之道，与秦桧的关系，实在不大。

　　至于议和之罪，更是众说纷纭。吕思勉等人的意见是，不能战，便和；另有一种意见则认为，不能战，也要战，因为这事关人格和国格。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对错与高下之分，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势而予以权衡。依我的拙见，战和大计，相辅相成，不战，便难和；而和的意图，则是为宋朝的中兴创造和平的语境，为未来的复仇之战而忍辱负重。对此，有汉奸之名的陈公博有一论：“……国家到了危亡关头，终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我想秦桧当时何尝不想自己暂时牺牲，受人唾骂，等南宋设法中兴，然而秦桧是牺牲了，终于无补于南宋之亡。”秦桧的悲剧与南宋的悲剧，互相成全。反过来讲，假如南宋就此中兴，那么秦桧的历史面目，必将改写。

　　重审这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并非要为秦桧申辩什么。史料与真相摆在那里，只要你敢于正视，便能看穿历史的烟云。我们读史的功用，不仅在于探寻历史是什么，更在于确定自己是什么。关于秦桧这两点罪名的争议，正对应我们的两点偏见。第一是真相与演义之争。宋朝以后的小说演义对岳飞的美化与对秦桧的丑化，使我们逐渐远离了真相，等到某一天真相曝光在我们眼前，却不愿、不敢去信，这就到了考验我们的智慧与勇气的时刻。第二是忠臣与奸臣之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背后，正是忠奸的二元论，依此，凡有国难，都要归罪于奸臣误国，以为杀一二奸臣，令忠臣上位，便可救国。忠奸之辨，误人多矣，假如不能打破这种谬误的桎梏，也许我们的眼睛，永远被一叶障目，而无法认清历史的真相。

　　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激情的口水，落在一个虚幻的秦桧身上，未必就是正义的表达。若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不管秦桧跪不跪，我们还要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