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陪伴：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文 | 本刊记者 徐赫 摄影 | 林一

　　临终关怀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对人性的日益注重应运而生。但真正能让那些戴着冷决面具的人得到渴望的关怀，却并非易事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非诚勿扰2》里有这样一段镜头：

　　大雨倾盆，百合花旁，众人围坐在李香山的周围，轮椅上身绝症的他放弃了继续治疗，选择在最后的时日开一场人生送别会，看看这一生略过的朋友、家人抑或是敌人。席间，李香山问好友邬桑，死亡是什么感觉。邬桑回答，会有光，跟着光走。李香山叹了口气，显得格外的平静：“人生只是一场修行，李香山此生修行到此就画一个句号了。下辈子见了，我的朋友们。”

　　“死，只是相对于生而存在的一种状态。”电影里的李香山如是说。但在现实中，恐怕鲜有人能如此豁达。死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一个颇为忌讳的话题，将死之人面对或感受到的往往是无尽的孤独和恐惧，即使再独立各色的人，那副冷决面具下的脸孔也必定渴望着关怀——临终关怀作为近代医学领域中新兴的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由此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对“人性”的日益注重应运而生。

　　“我不能为你指明道路，但却可以和你一起走过这黑暗。”这句出自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电影《巴士站》的台词恰好为临终关怀下了一个生动的定义。

　　临终关怀最早发源于欧洲宗教理论，是指对生存时间有限的患者进行适当的医院或家庭的医疗及护理，以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如今，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改进，已有学者计算出“临终期”为228天。颇有些隐喻意味的是，这恰恰相当于母亲十月怀胎孕育生命的天数。也许，生与死就在这228天内完成了一个轮回。

　　心愿

　　在中国，最早致力于临终关怀项目的非李松堂莫属，这位出身于笔墨世家的北京人，在人生不惑之年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临终医院。

　　松堂临终医院毗邻繁华的朝阳路，而其所在小路的尽头则是一个废旧的废品收购站。透过墙外漆红色的大门，打眼看去，整个院子的布局颇似传统的大四合院。入秋的北京，院子内树叶已有些枯黄，在午后的阳光下，几位老人就这样坐在轮椅上感受着世间的喧嚣与落寞，以及四季的更迭。不过，这里的时间却似乎已经停止了。医护人员轻易不会去打扰这些老人此刻享受的祥和与平静。看门的大爷也只是时不时地和清扫的工人或护工轻声聊几句。

　　李松堂的办公室位于医院的东北角。细数走过来的20多年路程，他喜欢用两个词来形容办这家医院的心得：解脱与希望。“如果我办医院成功了，兴许就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他对《中国慈善家》回忆其初衷。

　　1958年，作为知识青年的李松堂来到农村插队，在这期间，认识了一位教书育人的张老师。由于出身是知识分子，有着硕士学历的张老师被下放到这里给一个村落的几个孩子上课。在那个年代，只要“出身”不好，面临的可能就是一辈子受人欺凌、贫穷不堪的日子。

　　彼时，张老师一个人住在村里不足7平米的小屋内，吃饭经常是上顿不接下顿，但她仍然兢兢业业履行着自己作为教师的职责。不管天气多么恶劣，她从未缺席过，只要有一个孩子在，她就会完完整整讲完这天的课程。

　　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没多久，张老师便被查出身患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李松堂亲眼见证了病痛如何折磨着这位身体单薄的女子。他至今仍记得张老师去世前发生的事情。

　　那是一个雨天，李松堂刚走进那间7平米小屋，脸上已无多少血色的张老师就突然撑起身坐了起来，顿了好久，对他说：“李大哥，其实我是一个好人，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我死后，让社里再考虑考虑，我来世不想背着坏人这个名分。”李松堂安慰了张老师几句就直奔乡里的公社，但最终对方给出的回复是不予平反。

　　回来时，他在张老师的屋前伫立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向这位一向认真本分的老师传达这个消息。而进屋后，张老师旧日暗淡的眼睛仿佛突然抓住了一丝光芒，瞬间亮了起来，更让他看了心里倍加难受。李松堂知道，她在等一个让她可以安然离开的理由。

　　短暂的沉默后，李松堂终于鼓足勇气对张老师说：“社里已经同意你的平反了，说你是一个好人。”虽然枯黄的脸色掩饰了她太多的表情，但李松堂还是看到，张老师笑了，她说了句“谢谢”，然后破天荒地喝了一大碗粥。

　　三天后的午夜十一点整，在李松堂的陪伴下，张老师安然地离开了人世。这期间她一直拉着李松堂的手，重复一句话：“我是一个好人，我来世还会是好人的。”在李松堂的记忆里，那天格外的冷，乡下人睡的早，除了他，没有人在意一个被人唾骂的“臭知识分子”的离开。“我对张老师说了谎，但我觉得没有做错。”在李松堂心里，他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给了张老师临终前最重要的东西——对今生的交待以及对来世的希望。

　　几年后，李松堂回到了北京，每每想到张老师临终前那兴奋的眼神，就会让他心头一紧。最终，他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建立起中国最早的临终医院，并开始深度研究临终护理。“每个人都应该生来平等，同样，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婴儿、青年，还是老年，都应该得到最基本的人生关怀。”这是李松堂最早对临终关怀的解释。

　　松堂医院在建院初期计划主推临终关怀项目，但由于当时社会还未有太多人接纳这一学说，医院最初只能靠其他部门营生，作为这家医院成立目的的临终关怀部，长期处于门可罗雀的状态。

　　而如今，松堂医院已从最开始的两人发展到了工作人员400多人，其中护工100多名，记录在案的志愿者更是多达25万人。李松堂还时常去各地传授临终医院的经验。“20多年了，他现在虽然管理的少了，但有空还是喜欢在这里坐一坐，和老人们聊一聊。”松堂医院的护士长三圆对《中国慈善家》说。

　　死得其所

　　在松堂医院，大多数病人已经是病入膏肓，有的已经是从鬼门关前被抢救回来好几次了。

　　83岁的李奶奶住在医院一楼的单人护理病房里，有三个女儿的她已经历了三次紧急抢救。如今，李奶奶意识已有些混乱，她唯一记得的事情还是年少时去别人家收租的故事。在意识还算清醒的情况下，她总喜欢不停地和人说话——尽管听上去翻来覆去都在重复一件事情。但当有人让她帮忙保管物品的时候，李奶奶可从来不会忘记，她会一直死死地攥住，无论如何哄骗，都不会交出，嘴里不时地说：“人家相信我，才给我保管，我不能让人家失望。”

　　活在这个世上，人往往会有自己的精神寄托，或关乎家人，或在于信仰。

　　几年前，一位老人在辞世前找到李松堂，跟他说，自己现在感觉恐惧，不知道过世后所信仰的天主会不会接受她。几天后，医院请来了牧师给老人做了弥撒，从那之后，老人没再那么焦躁不安，她说，我平生做过很多好事，我会上天堂的，那里特别的美。

　　在老人去世的前一天，老人对护士说：“闺女，谢谢你照顾我，但对不起，我可能得走了。”当天早上起来，她破天荒的自己换了一套新衣服，待护工过来的时候又喝了半碗粥。午夜时分，老人安然辞世，享年76岁。

　　解脱是人在永久睡去之前最想有的状态，护士时常会想，老人是不是已经追随了她的信仰，去往了天堂的路上。

　　松堂医院的佛堂是老人去世后的第一站。中国以佛家文化起家，大多数人没有信仰，却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医院便会请居士来帮忙做法超度。有人统计，在临终前，人们感触最多的情绪是后悔和感恩。当一位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攥紧的手卸了劲道，慢慢松了下来时，节奏缓慢的大悲咒就会缓慢地响起。居士们双手合十，围坐在老人身边，吟唱经文，声音低沉而悠远，仿佛在指引老人离开的路，告知他们不要害怕：“请跟随我的声音，你就不会感到孤寂。”

　　中国人很少会在活着的时候讨论自己死亡的事情，尤其是在已经得知自己时日殆尽的日子里。但见多了死亡的医院护士们，则习惯了这里每天的生活。在松堂医院中，大家不会特意对“死”字噤声，也不会特意地避讳，“如果你想忘记一件事，就把它当作一件普通的事情来看。”

　　时常坐在松堂医院大院里一位身着蓝衫的老人，体面的穿着和孤傲的神态让她显得与众不同。这位年轻时曾是一名留学生的老人，固执地坚持用英文和人交谈，她曾经热爱摄影，还拿过全国女工摄影的第一名。“你知道第二名是谁吗？你肯定想不到！”顿了顿，老人神秘地对《中国慈善家》说，“是江青！”

　　与大多数老人普遍的恐惧感不同，这位老人则认为，年老的时候就应该来到这里，不能拖累家人。“每个人在人生的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去处，这是上帝的旨意，不要抱怨，随遇而安就好。”

　　困境

　　下午4点多，三圆护士长忙完了媒体接待，马上陪着一位病人做起了数数游戏，“老张，有几颗牙了？”“三颗了，都掉了。”

　　三圆是松堂医院的老员工了，算下来，前后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7个年头。现在，她的具体职位是“行政护士长”，但走进她在松堂医院的办公室，就会发现这里与其“位高权重”的身份完全不符，凌乱的摆设，甚至让人无从下脚。

　　这间只有几平米的暗屋内，没有窗户，四周的墙壁已经附上了一层灰。地面上堆满了电脑、床、书柜、茶几、灶台等生活用品，余下的空间仅能容纳两人站立。放眼四周，杯子、碗和烟灰随处可见。在这里呆久了，整个房间还会散发出一股潮气和霉味。虽然三圆在北京的中关村有住房，但她还会时常在这间有些“惨不忍睹”的办公室里过夜。她说自己喜欢这种“被包裹”的感觉。

　　三圆解释说，“行政护士长”的职责包括管理护士、陪伴老人、接待媒体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务。上到院长，下到临时工，都是她照看的范围。每天，她都会到各个病房去看望老人，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她还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拍了照片，存在相机里。

　　这里的工作掺杂了喜悦和悲伤，但事实上，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清临终关怀到底有哪些可以按照规章完成的护理任务。迄今为止，虽然中国各地的疗养院颁布出了花样繁多的养老临终关怀项目，但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出入。

　　松堂医院最低的床位护理费是每人每天16块钱，在医院一楼，由于装修而紧急拼凑了几个大屋子，床位之间没有空隙，常常是头挨头，脚对脚。一个屋子里住着七八位老人，统一由一位护工照料。“医院在扩建，这个情况也是暂时的。”三圆解释道。

　　当然，如果单独请护工照料，会有一个有着较高档次装修、带卫生间的单间，收费是一人一个月5000块钱。“这还是要看个人消费能力，我们不会强求老人住什么样的房间。”李松堂表示，5000块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价码，对于白领来说不算多，但对于农民依然是天文数字。

　　“国家正在努力扶持养老事业，特别是‘十二五’规划，已经将养老事业作为了重点建设项目。”前任中国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对《中国慈善家》说，（李目前任职中国老龄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据他介绍，民政部已将国字号的疗养院统一命名为“爱心护理院”，目前其在全国31个省有几百家，共有十万个床位。但对于中国庞大的老龄社会，这依然是杯水车薪。

　　“如果地税局、交通局、水利部等所有机构都能快速行动起来，效果会比现在好。”李宝库认为，现在养老院面临着僧多肉少的情况，北京朝阳区的“爱心护理院”等待入住的老人已经排队到了第二年。而民办的非营利性疗养院又由于各机关部门不能通力合作，发展起来步步艰辛。“松堂临终医院是民政部非常看好的一个项目，想以此为试点，全面推广。”

　　据统计，截至2010年，北京只有不到11%的城市居民有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将其送到养老院的打算，而想去临终医院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这11%中绝大多数相信公办的疗养院会比民办的正规，并且可以报销部分养老费。

　　事实上，的确曾有人质疑松堂医院给临终老人的照顾是否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是一家医院，但是最主要的身份还是民办非营利组织机构，属于自负盈亏，国家给水、电、地税等优惠政策，但并没有人给我们拨款。”据本刊实地观察，松堂医院的设施与公办的朝阳医院的病房并无太大区别，但装修和设施已略显陈旧。中国“十一五”规划就提出了建设老龄社会的福利方案，主要一部分就是扶持老年人关怀项目，但到现在为止，在北京也只有松堂一家民办临终医院。

　　从中国老龄慈善基金会离开之前，李宝库特意展示了他孙子可爱的照片，“孩子是未来，而老人是故事。”他希望更多人关注老人，因为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李宝库还有一个想法：参照希望工程那张著名的广告“大眼睛”，画一幅属于中国老龄慈善事业的“黄昏落叶图”。

　　附文

　　本质上，垂死之家这种以理念化支撑的机构进行的还是一种直接施舍行为，终究难以持续和规模化扩大与复制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文 | 本刊记者 徐赫

　　东方最大的商业名城之一加尔各答，可谓集中体现了印度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特点：这里集西孟加拉邦财富和政治荣耀于一身，但同时在城市的一隅，却是满目疮痍，遍布骨瘦如柴的穷苦人民。而闻名世界的临终关怀机构——垂死之家（Motherhouse）总部就设立于此。

　　垂死之家是荣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对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1957年，特蕾莎修女建立了静心之家，旗下设有多个机构，比如包括垂死之家在内的仁爱之家、儿童之家等，这些机构的理念与使命都是基于对上帝仁慈感召的信仰，将关怀和爱传递给身边穷苦的人们。

　　在加尔各答市中心向西几公里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如果你发现有身着仁爱之家修女服的修女们在此出没，那就表示，这里是离印度下层的穷苦人民最近的地方。来到垂死之家的老人们代表了印度最穷困潦倒的一个阶级，他们大多一生饱受贫困和饥饿摧残，暮年之际又身患重病，旁无亲人，此时如果没有人来照料，就很可能落得一个人在病痛的折磨下独自死去的下场。而来到垂死之家，除了每天有义工和修女的照顾，他们还时常能得到来自各地的捐助药品，以用来延续生命——这对于有些一生没有吃过饱饭的老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接近于天堂的地方了。但对于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来说，实际上，垂死之家的条件还是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垂死之家的运行除了靠修女管理外，洗衣服、擦身体、喂药等体力活则大多都是由义工来完成。义工中有的是来自本地的为善人士，有的是来印度观光的游客，其中尤以年轻人居多。这种运行模式虽然可以带来很多免费并有热情的“劳动力”，但因为义工流动量较大，而且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老人在最孤寂的时候往往刚刚和一个义工熟悉起来，建立起感情的时候，却猛然间被另一个人来代替——对于临终的孤寡老人，其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其实并不比他们所遭受的生理伤害轻微。

　　“我临走前，老人拉着我的手，用很蹩脚的英文跟我说，一定要常来看我。”一位曾在垂死之家做过义工的中国志愿者对《中国慈善家》说，“人们真应该去帮助这些人。”对于垂死之家，她感触最多的是这些羸弱而顽强的生命带来的震撼感和敬畏感。有时，在给一位瘦到只剩皮包骨的老人擦背时，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

　　显然，垂死之家对义工们的心灵影响是深远的，但就实用性来讲，除了天主教的仁爱理念外，并没有一些更多可以将义工们凝聚起来的文化基础。

　　在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总部里，老人们通常三四人一组地躺在一个大厅里，这情景颇像灾难过后无家可归人的临时避难所。义工们会穿梭其间，时不时帮助老人翻身、上厕所等。而在大厅外面，几位能活动的老人会时常走动走动，晒晒阳光。大家彼此之间不会有太多言语。

　　垂死之家距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很多慈善机构相似，这是一个完全发源于宗教理念的机构，除了修女和义工，没有专职人员来打理或者提供固定资金支持。虽然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但究其本质，垂死之家这种以理念化支撑的机构进行的还是一种直接施舍行为，是一种“古老”的救济方式。以微薄之力助人固然伟大，却难以持续和规模化扩大与复制。但，对于印度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老人们来说，这里，莫过于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