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企业家需要找到灵魂标杆

　　寻找中国资本精神

　　如果整个社会建立起资本精神，社会就会和谐得多，大量社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资本家的野心也会得到遏制

　　资本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精神

　　财富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世界形成的过程，一代代人对财富的渴求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催生了新的时代

　　中国慈善家：在企业家群体中，像您这样钟情于理论创新的恐怕不多。我们知道，您提出了“资本精神”这个概念。那么，资本精神具体应该怎么理解呢？

　　卢德之：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精神”的概念是我第一个提出的。我所说的资本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尽相同，它是一个用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精神思想基础的专门概念，是指人类在资本形成、运作、发展及其相关活动中所蕴含并表现出来的，具有终极关怀特征的内在动力和道德精神。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为增长而积累的动机，诚实守信、理性与节俭的生活，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的思想等等。

　　创造财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一代又一代人对财富的渴求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催生了新的时代，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创造财富的手段。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是古老文明中朴素的财富公平观、我国古代先人的天下为公精神、清教徒的经济进取精神和中外卓越企业家们的慈善精神。从远古到近代再到现代，古圣先贤们的这种精神，如恒久不灭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把这种精神称之为资本精神。

　　中国慈善家：“资本精神”让人联想到另外两个概念，都是基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一个是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强调激发人的创造性；另一个是阿克洛夫和希勒提出的“动物精神”，强调警惕人的动物性。您则提供了一个用“资本精神”统筹化解二者矛盾的新视角，既可能使企业家精神最大化，同时也让动物精神最小化。

　　卢德之：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精神把资本人格化了。我们所说的资本精神，实际上是掌握资本的人，或者运作财富的人的精神。如果整个社会建立起这样一种精神，社会就会和谐得多，大量社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资本家的野心也会得到遏制。

　　企业家精神肯定是资本精神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资本精神贯穿于财富运行的全过程，而企业家精神更多侧重于财富的创造。另外，企业家精神更多的是指企业家个人或者他倡导和实践的一种理念，而资本精神是全社会的一种精神，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既包括为什么创造财富，怎么创造财富，也包括如何使用和处置财富，是全社会对财富创造、使用和再创造等等的共识或者认同，以及随着时代变化，带来的共识或认同的发展等等。应该说，资本精神的维度更广，跨度更大。

　　中国慈善家：前不久您去了趟美国。据说美国的大学学术细分程度很高，学科界限很明显。国外这种专业化虽然有好处，但会不会弱化人的统筹和抽象思维？

　　卢德之：美国的学术界限确实越来越细分，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涉及到人文关怀的学科，应该更强调综合性，只强调细分是不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像哈佛大学的哲学家们探寻着基本的哲学命题，而对人们在人生至高层面的指引作用却不是很大。某个时期，制度经济学曾推动了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但当我们用某一学科，特别是用其中的某一流派的学说进行布局时，这个布局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就很容易出大问题，因为这种方式束缚了人的创造力。

　　中国慈善家：现在全球经济学界也在反思一点，就是对于伦理的忽视，过度强调人对物质的追求，克鲁格曼也说经济危机的本质还是道德伦理的危机。“资本精神”理念还需要进一步传播。

　　卢德之：需要传播，也需要完善。这次我到美国去，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特别是在罗德斯大学，仪式很隆重。为什么？第一是出于对我提出的资本精神的敬仰，第二是因为我在做慈善，在推动现代慈善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这确实是传播的结果，但是如果不继续去完善资本精神，传播的范围是受限制的，受到的尊重也会是有限的。

　　企业家需要找到灵魂标杆

　　探寻一种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找到使中国企业成长壮大不断涌流的精神源泉

　　中国慈善家：您认为资本精神对于企业家而言，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和价值？

　　卢德之：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积累资本，如何找钱找项目，而是要寻找、探索一种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找到使中国企业成长壮大不断涌流的精神源泉。一个没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大阔佬，不等于大企业家，靠这样的人无法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一个没有使命感、没有精神追求的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所以，中国的富人需要引导，需要标杆。华民慈善基金会就要做这方面的尝试，从我内心深处来讲，它的使命就是引导中国富人群体超越自我，找到一个至善的发展目标。如果这些人不觉醒，中国的未来，无论是社会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或者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看不到希望的。我们不能像几百年几千年前那样，搞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那样虽然可以暂时解决分配问题，但无法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中国未来的革命应该是富人的自我革命。只有在社会精英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和发达，迈入发达国家门槛。

　　中国慈善家：也就是说，企业先通过持续的创新，创造财富，这是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位，而您侧重于创造财富之后，也就是处置财富这个问题？

　　卢德之：我本人既强调财富的创造，也强调财富的消费，因为创造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二者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所以主张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结合起来。首先，财富和财富的创造者必须受到尊重，必须承认企业家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但同时，企业家也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值得人们尊重。如果你的财富只是用来满足个人私欲，那么不管你有多少财富，人们也没有理由尊重你。个人或少部分人拥有过多的财富，而又不承担与财富相称的社会责任，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化，而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社会的对立、分裂，甚至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最终让大家都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慈善家：看来，危机的成因是资本精神的缺失，一味追求利润，合理性系统性就会出现问题。尤其在合理方式处置财富上，更是个问题。

　　卢德之：所以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对企业负责，也必须对社会负责。同样，社会也必须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创造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给他们应有的保障和尊重。从本质上，这不是任何一方的一种完全利他的道德行为，而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理性选择。当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须是自觉的，也必须是可行的和自愿的。如果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同于对企业的任意剥夺，那无异于杀鸡取卵。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具体应该有何担当？

　　卢德之：今后，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家肯定会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需要思想家的引导。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理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中产阶级的形成，一定会使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关键是这些富人要承担起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中国慈善最大的问题在制度

　　中国远未形成现代慈善制度，但慈善的前景非常光明，民间力量将真正形成，这是对落后体制的摧枯拉朽

　　中国慈善家：在您看来，中国慈善业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们缺乏哪些核心的机制？

　　卢德之：目前，中国远未形成现代慈善制度，新制度的诞生是我所追求的目标。中国文化与现代慈善其实是有冲突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天下”，这导致社会的一举一动都是国家意志的直接表达，虽然也有一些民间行为，但很分散和脆弱，没有制度上的优势。我理解的现代慈善，更多应该是制度化的，因为现代慈善作为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一部分，是有制度承载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第一代富人所采取的基金会模式，这是一个创举。中国的现代慈善制度应该向美国学习，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制度体系，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民间的努力，共同完成体系化的任务和目标。

　　中国慈善家：前段时间，社会上有关慈善风波的争议很大。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卢德之：中国的慈善事业是计划经济后期推出来的，那时官方信誉度最高，导致本来归属民间的慈善，反倒成了官方的一种职能。这几年，官方的色彩淡化了一些，但慈善仍是在官民之间摇摆，要彻底回归民间的难度很大。一方面，慈善确实存在着体制上的缺陷，另一方面，社会对慈善也有认识上的偏差、欠缺。实际上，中国公募基金会的领导人大都克己奉公、忍辱负重，替权贵受过。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做慈善出身的，但在我们国家，没有什么人是做慈善当了官的，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确实非常无辜。社会对他们的不满，其实并不是对慈善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慈善背后的体制的不满。所以，慈善不回归民间，就时刻会挨打。

　　中国慈善家：对于慈善改变中国、推动社会改革和建设，您有何期许？

　　卢德之：未来三十年是中华民族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必须承认，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很成功的。但很显然，我们的社会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解决社会问题，应该从哪里入手呢？只能从社会体制建设入手，而公益慈善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慈善制度有很多创新空间，现在政府不了解，社会不了解，这样的事其实更好做，做好了这件事，就等于掌握了改变中国的一把金钥匙。

　　中国慈善的前景非常光明，慈善将给社会带来改变，民间力量将真正形成，这是对落后体制的摧枯拉朽。现在有很多人关注和讨论中国慈善业存在的问题，郭美美事件也好，非洲希望工程事件也好，这都是目前阶段避免不了的阵痛，也都反映出人们对慈善的强烈反思。如果大家都麻木了，不关心了，那才是最可悲的。与此同时，以徐永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公益人正不断地跟体制跟社会做交流，有时候甚至做博弈，慈善领域开始形成一些真正的民间领袖，这非常有意义。

　　中国慈善家：正如印刷术加速了西方宗教传播和文艺复兴的进程，技术革命对社会变革具有不凡影响。新的信息载体和传播方式，对慈善事业的进步是否具有一定作用？

　　卢德之：作用太大了。在中国现实状态中，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公益，我们能够参与的方式是推动，最好的手段就是微博(http://weibo.com)。因为相对来说，它受限小，但力量真的很伟大，是改变社会的一个新式的有力武器。我这次去美国，也到Facebook和谷歌公司去看了看，我发现这些年轻人真的在改变着世界，没有乔布斯，没有Facebook，美国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改变和进步。

　　论道嘉宾 | 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伦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本刊总主笔 | 朱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