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打假反腐风暴接近收官 职业体育投资走到十字路口

　　王永强

　　12月19日开始，包括张建强、陆俊、杨一民、南勇、谢亚龙等一批中国足球圈的前核心人物在辽宁省铁岭和丹东法院陆续接受审判。这意味着2009年10月16日开启的足坛打假反腐风暴进入收官阶段。

　　然而，一面是法庭上杨一民们一头白发、涕泗横流的忏悔场景，另一面却是国家体育总局（下称“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下称“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们的“骑虎难下”。

　　让蔡振华和韦迪纠结的是已被呼吁了若干年、近期刚刚重启的足管中心和足协“管办分离”。作为中国足球痼疾的解决方案之一，“管办分离”将随着杨一民们的被宣判尘埃落定而更受公众期待，但其实施难度甚至大于打假反腐案情的侦办。

　　“蔡振华现在正把自己架在火上烤。”体育总局某运动中心副主任评价称。

　　而对于冀望借助文化产业改革而进入职业体育投资领域的资本来说，中国足坛打假反腐风暴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抄底”时机来临，体育总局甚至是更高层面的实质性动作才是判断的“风向标”。

　　中超联赛喜忧参半

　　随着庭审逐步展开，被诉人涉案细节日趋明朗，除相关当事人承担来自法律的惩罚之外，另一备受业内关注的话题也愈发紧迫——截至12月22日，已有包括山东鲁能、上海申花、浙江绿城、江苏舜天、辽宁队、长春亚泰、河南建业和青岛中能等八支中超球队涉案行贿；中甲亦有成都谢菲联和重庆力帆涉案；此外，北京宏登、长沙金德等主体变更球队和一些已经解散的球队亦涉嫌行贿。

　　“低级别联赛俱乐部的处罚相对容易，但对于中超俱乐部来说，足管中心难免有些左右为难。”体育总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如果从严处罚，16支中超联赛的参赛球队半数都可能降级，联赛水平肯定大受影响。如果处罚过轻，又不足以平息舆论公愤。”

　　与此悲观看法不同，余国琼更愿意从积极角度看待。余是2007年中国女足世界杯组委会商务总监、北京欧迅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在她看来，足管中心很可能无权拍板最终的俱乐部处罚方案；而即便体育总局最终“痛下杀手”，大批中超俱乐部降级，中超联赛遭遇短期阵痛，但联赛环境更干净，未来也会更美好。

　　“何况，央视已经基本确认了2012年将恢复直播中超联赛，这都说明赛事对赞助商的回报率更高。”余国琼说，“对于可能的中超俱乐部降级，体育总局肯定已经经过调研，有应急预案。”

　　事实上，自2001年首度进入世界杯复赛至今，中国足球遭遇了“失去的十年”：假球、赌球、行贿及不惜牺牲联赛、两度豪赌世界杯预选赛失败，导致国内的足球注册人口急剧下降。2010年1月，韦迪就任足管中心主任后发现，青少年球员在足协的注册人数，竟然从60万降至当下约7000人。

　　在这种情形下，是“乱世用重典”还是宽大处理，决策者左右为难。

　　体育投资亏损加大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2011年，在广州恒大俱乐部的“烧钱”带动下，各俱乐部纷纷加大了引进优秀外援的力度。

　　在即将到来的2012赛季，上海申花甚至以每年超过1亿元的报酬签下了法国知名球员阿内尔卡，创下了目前中超签约大牌外籍球员的新纪录。7月，已远离中国足球近11年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亦准备3年拿出5亿元，用于扶植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等。

　　看起来，投资中国足球的“春天”似乎再次降临。

　　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恒大2011年约7亿元的俱乐部运营预算，约是其他15家中超俱乐部年度预算总额的一半，诸如河南建业、杭州绿城、陕西人和、长春亚泰等俱乐部的年平均预算仅为8000万元。

　　“抛开恒大巨额投入背后的营销目的不说，近年来，职业体育投资的亏损面有所加大。”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CEO张庆以CBA俱乐部举例称，好的年景，半数的CBA俱乐部都能盈利；年景不好，也会有三分之一的俱乐部赚钱；但现在因为外援和国内球员待遇上涨，各俱乐部的盈利能力正在下降。

　　另有消息称，姚明购入的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2009~2010赛季亏损约2000万元；2010~2011赛季尽管亏损额有所下降，但仍然出现了1500万元亏空。

　　资本期待“顶层设计”

　　张庆注意到，近年来，职业足球和篮球俱乐部的投资方运营方式已经有很大变化：此前，很多投资人是希望通过赞助职业联赛，获得地方政府土地或税收方面的其他收益；但现在，投资方更多看重怎么获得实在的盈利。

　　但国情的差异让国内的体育投资者们难以借鉴国外同行的成功经验。

　　在国外，电视版权售卖往往占到俱乐部运营收入的50%以上。但在国内，央视体育频道不太可能如国外电视台转播比赛那样高价购买版权，因此，国内职业联赛俱乐部运营收入更多依靠赞助、门票及特许产品售卖。

　　对此，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清早认为，四个问题不解决，中超联赛俱乐部盈利只能是奢望。

　　“首先是加强制度建设，转换运营机制和管理体制，实现管办分离，按市场规律办事；其次是狠抓、系统抓青少年培训，培育足球人口；再次是加强竞赛制度和竞赛体制改革，让赛事管理方（足协）、运营方（俱乐部）、运动员、媒体和观众都有利益，赛事才会进入良性循环；最后，还要全面提高足球管理者、运营者的管理和运营水平，包括教练员、运动员和俱乐部管理人员的水平。”刘清早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张庆对此表示认同，但他也认为，分管足球的蔡振华日前考察日本足协经验并准备在国内推行的“管办分离”并非彻底的“管办分离”。

　　张庆指出，在国外，一般是体育文化管理部门下属机构负责青少年培育和全民健身，类似于我国的体育总局下属足管中心；其平行机构是各单项运动协会组成的奥委会，组织国家队参加国际赛会、赛事；再次是市场投资主体组成的职业赛事，如英超，其监管方是英足总。

　　“但在国内，足管中心和足协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足协还是中超公司最大的股东。政企不分导致问题丛生。” 张庆说。

　　显然，蔡振华的权限不可能将国外成功的职业赛事运营体制复制到国内。即便如此，如前述体育总局某中心副主任所言，蔡振华在体育总局内部已经属于改革派，而在既得利益面前，体育总局多数人都是保守派。

　　“中国体育的市场化发展急需‘顶层设计’，职业体育本质上是娱乐表演业，但我们往往将其成绩与锦标和国家形象挂钩，所以，如果这个定位无法由体育总局以上的中央高层拍板，资本短视、制度不到位、可持续发展乏力等问题必然伴随其中。”张庆说，“从这个角度说，体育总局在职业赛事发展上，不是不作为，而是管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