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的国度

　　雪珥

　　在大清特色的没有信用、没有契约精神和法制精神的权力资本主义下，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丛林化”，投机成为经济主体最为理性的选择。

　　全民投机

　　“深入人心”全民投机，在泡沫破灭的时候，也就是社会解体的时候。这其实正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经济起因。

　　美国学者曾统计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各行业的利润率。最惨的是农业，只有4%。“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古老的问题，脸朝黄土背朝天，农民忙一年，只能赚4%，如果加上通货膨胀，根本就是亏的，是拿生命在换微薄的收入。

　　做国内贸易，利润率大概在20%；做国际贸易则有40%；炒股票最高，有100%~300%。其间，山西侯氏四票号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依靠炒股浪潮，在1879 年账期(四年一期)达到了高达192%的平均利润率。

　　当时，上海的股市吸纳了中国大量的资金，包括不少国有资金，甚至连清政府要赔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在上海汇总时，也被上海市政府拿去“经营”，炒股被套。

　　晚清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除了有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之外，其巨大破坏力还是主要来自中国人自己的投机。上海的股市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工商业者们甚至将生产资金也抽出来炒股，因为做什么产业都不如投机来得迅速而有效。很多人买股票，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公司的主业，就当做是一个投机的工具，全民博傻，捧着炸弹击鼓传花。

　　在巨大的利润驱动下，大清国虽然并未达到“四亿人民三亿倒”的地步，但无论民间游资还是官方资金，都大量地汇聚到投机行业。胡雪岩的生丝、徐润的房地产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投机典范，最后，整个市场几乎成了赌场，除了“风声”之外什么都不买卖。

　　1883年的股市崩盘，与作为大盘股、红筹股的大量矿务企业逐渐暴露真相有关。上市集资之后，这些企业依然“资本不敷，即须续招，（股民）因而疑为事无成效，纷纷谣琢，而股分速尔跌价”（《申报》10月21日）。而在矿务企业的圈钱狂欢高潮时，各矿局派出的招股者“公正诚实者居其半而志不在矿，借端招摇者亦杂出其间”（《申报》11月5日）。当时的炒股大户、上海仁元钱庄老板经元善认为，正是这种鱼龙混杂，摧毁了股市：“事事登报悬为成例，则癸未、甲申（1883~1884年）年间各项公司招股，何致鱼目混珠。是闭塞中国商务孔窍，实种毒于此”。

　　这正是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所称的“采矿式经济”：“采矿者”只投入少量的必备品，而当矿藏开掘完，就弃矿而去。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贯穿在大清乃至民国企业史的始终，成为主流。

　　郑观应指责政府在1883年危机中没能有效救市。其实，在投机的主流心态之下，本来就不是万能的政府，根本就缺乏救市的能力和办法。

　　而到了1910年，同样的故事再度在上海股市上演。

　　当时，美国进入了汽车时代，带动了全球的橡胶市场，从伦敦到上海，橡胶股票席卷全球。你只要在东南亚圈块地，里面有几颗橡胶树，就可以在上海上市，圈不少钱。这场炒股浪潮，史称“橡皮（橡胶）股票”。在1910年6月，疾风暴雨到来之前，一个月内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在上海上市，每一家平均拿走45万两，相当于如今的9000万元人民币。

　　上市的橡胶公司，为了适应大量低端的大清股民的需要，创造性地将原来50两或100两的股票面值，调低到10两，甚至5两。另一个普遍的行规是，股民可以分期付款，只需要支付少量的首期，就能持有股票，余款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支付完毕。当时就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赌场。

　　在1910年的股票大投机中，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积极推波助澜，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钱庄甚至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吸金”网络，也造就了实际上的全民炒股运动——尽管诸如川汉铁路公司7000万普通股民，是“被代表”、不自觉地参与其中的。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统计表明，上海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至80%，在4000万两以上，将近大清国财政年收入的一半。如此“深入人心”全民投机，在泡沫破灭的时候，也就是社会解体的时候。这其实正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经济起因。

　　在中国这么一个信息、资金渠道都不畅通的国家，只有一种东西能把所有的壁垒全部打通了，那就是全民腐败、全民投机，在灰色和黑色层面率先实现了全国一体化，并进而实现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既得利益集团

　　在“官”、“民”之外，还有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扮演着最为活跃、最不讲规则、最不择手段的角色。

　　权力与资本自始至终的合流，造成中国社会至少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个极有能量的既得利益者阶层。这个阶层，既有资本，也有权力，上不为政权，下不为民众，既挖政权的墙脚，也挖民众的墙脚，而且，还常常以民意代表自居。发动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公司高管们，就是这一阶层的典型代表。

　　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其实不是“官”、“民”的二元利益格局，在“官”、“民”之外，还有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扮演着最为活跃、最不讲规则、最不择手段的角色。

　　在1899年和1904年，清政府分别派遣刚毅、铁良主持全国的财经整顿，矛头直指地方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最后，两次整顿都不了了之。当时，地方上的大量税收也在征收过程中被贪污、挪用，而中央财政只能掌控全国财政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在1908年当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两亿两大关时，中央只掌握区区12%，这样一个政府，早已丧失了作恶的能力，更丧失了制止作恶的能力。

　　马克思讲，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从头到尾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在中国，资本的“毛”就是依附在权力的“皮”之上。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保卫下，几乎彻底绑架了改革，改革的收益被他们几乎完全享用，而改革的成本则由小民承担。

　　1909年，御史赵炳麟曾统计了各省开办新政大致所需的费用：“司法一项约费百万，教育一项约费百万，巡警一项大省约费三百万、小省尚需二百万。单此三项计之，各省每年平添四五百万的开支。”400万~500万两白银，在当时绝非小数。而在四川一省，仅“民营”的川汉铁路公司，就在4~5年时间里从民间强行集资800万~1000万两，年均200万~250万两。这两项相加，清末时四川一省的“改革”新增开支，年均为600万~750万两，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12亿~15个亿，都要从农民们的口中一点点抠出来的。

　　这样的改革，民众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要能得到支持才怪呢！基于同样的原因，连浙江杭嘉湖这样的鱼米之乡、文化之邦，在宣统朝的三年时间内，发生了很多捣毁学堂、围攻衙门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在改革的民意下，民众负担急剧增加，忍无可忍。

　　晚清时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新老两类。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

　　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相比，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集团及政府相抗衡。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普通民众远离政治，“莫谈国事”，是沉默的一大群，他们总能被人轻易地“代表”了。他们的力量展示和释放，往往容易被扭曲，被当做他人的投枪和匕首。

　　百年来，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优秀的企业家？为什么中国至今难以出现“企业公民”？因为从大环境开始到个人的修为，都不具备条件。“企业公民”最基本的一条，“不行贿、不腐败”就难以做到，在全民腐败的氛围下，行贿已经成为中国商业的空气了，或者至少是短期内无法根治的PM2.5。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机会主义(Opportunism )盛行的年代。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政府的改革常造成更为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加深社会大众对游戏规则的蔑视，全民奉行机会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蔑视一切规则，进而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State of jungle）。（参阅本报10月10日《风暴中的投机者》）

　　不从最为根本的规则意识开始，不从最为基础的解决“问题”开始，而继续纠缠于空洞的“主义”和意识形态，则中国将很难走出周而复始的“革命”怪圈，权力和资本的共生关系也难以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