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结构性减税应防“权力干预”

　　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12月25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全面阐释2012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

　　谢部长的此番阐释，表明2012年结构性减税将主要着力于以下四条路径：降进口关税、减小微企业税负、扩营业税改增值税范围和推资源税改革。这四条路径的方向所指即是：相对强化进口、弱化“出口”，大力激发“投资”和“内需”。而这四条路径的终极目的即是：落实2012年“稳增长”的既定基调。

　　应该说，此番结构性减税路线图的进一步明晰，为结构性减税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锁定了方向，亦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奠定了基础。

　　但是，可行的计划并非均能获得成功，良好的初衷亦并非均能结出“善果”，因为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充满了博弈，而这种博弈本身往往牵连着各种“权力干预”，从而很可能导致计划本身的扭曲。

　　对于结构性减税而言，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为平衡我国经济的受挫下行趋势，“结构性减税”即已成为此后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健词之一。但是，回顾2008—2011年的实际税收水平，可以说结构性减税并未成真，结构性增税反成其实。

　　在持续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四年中，与2008年全国税收54219亿元、同比增幅18.8%相比，仅2009年税收增幅下滑至9.1%、但绝对额仍高达63104亿元，2010年以及今年更是总量和增幅“齐飞”，其中，2010年税收总额77390亿元、增幅22.6%，超出同期GDP增幅逾一倍，今年仅前三季度税收即高达71292亿元、全年税收总额更将接近10万亿元、增幅更是高达近30%，将超出今年GDP增幅的两倍。

　　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自然与“权力干预”有关。虽然，结构性减税的测算模型显示为“总量减少”，但是在税收征收弹性过大的我国（尤其是涉及到地税部分），一旦税务机关在各级政府指令下“从严执法”，则事实层面的税收总额必然会“总量大增”。除了所谓的“从严执法”因素之外，各级政府还有收费等手段导致总体税费增加，可以确定我国近四年来交通收费、教育收费、医疗收费等各色“乱收费”现象明显增多。

　　权力干预导致的税收总量“不减反增”，从而造成实体经济以及广大民众的负担加重，在各级政府之外，强大的垄断集团亦参与其中。以石油业为例，虽然近年来国家历年加大对两桶油的补贴力度，并持续减少成品油的进口关税，但是油荒依然频现、油价依然高企，而这些最终均反射至经济运行成本的增加。再以银行业为例，虽然其垄断性利差一直高达3%左右，但乱收费却一直难以叫停，其各种违规收费名目一度高达34项。

　　此外，通胀的隐形税负对经济运行的压力，亦不可小觑。自2008年以来，虽然2009年CPI大幅下滑，但随后两年，2010年CPI升至3.3%，今年更是高达5.5%（前11个月）。即使以2009—2011年三年为周期核算，CPI增幅亦高达4.5%左右。

　　在我国经济可能遭遇拐点之际，通过结构性减税，为实体经济放水养鱼、提振民众消费热情、并加大二次分配改革的力度，本是合乎情理且势在必行之事。但是，如果不能摁住权力干预之手，则上述种种益处均可谓空谈。因为权力干预，不仅可以通过“合法”的“从严执法”导致整体税收“不减反增”，更可以通过乱收费、垄断提价、通胀等手段“墙内损失墙外补”。

　　而要杜绝在结构性减税之善政下，频频导致的事与愿违的恶果，则首先要进一步细化税收细则，基于减少税收弹性空间的基础上加大减税力度，让权力干预绝缘于毫无弹性的制度；其次要加大垄断领域的改革，通过进一步市场化弱化垄断话话权，让市场竞争切断垄断巨头的权力诉求。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通过事实层面的结构性减税，倒逼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近四年来各级政府财政持续吃紧，但其行政开支、尤其是“三公”支出并未下降，仍然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40%左右。与此相对应，虽然当下政府平台债务已逾10万亿元，但是在种种借口背后各级政府主导投资的欲望仍然炙热难退。基于此，只有扼杀各级政府的“口腹之欲”，才能更为有效地摁住其权力干预之手，而这显然需要更为系统的顶层设计。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