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陈珏：余英时是汉学“回家”的重要标志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费正清、史景迁、李约瑟、马悦然……这些西方汉学家给中国读者带来了自我认知的新视野，也带来了新困惑：西方学者为何能在东方文化的某些领域研究上领先？面对声名斐然的西方汉学研究，2011年11月底，两岸汉学研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名为“汉学的典范转移与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会议的推动者、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暨历史教授陈珏在国际汉学界交游广阔，他指出，未来的十五到二十年里，汉学研究的重心将会回归东方。

　　“在全球范围的广义汉学研究的‘气运’，正在以相当快的频率，不知不觉中由西文世界向中文世界移动，一个迹象是，汉学的研究语言正在慢慢从重英文转变为中英文并重。而语言、思维模式与汉学典范三者之间，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文写作在汉学研究中的地位，值得关注。”陈珏认为余英时先生正是这场转移的一个重要标志。余英时的研究以中文写作为主，在汉学界乃至西方人文学界具有公认的宗师地位。

　　华人学者在汉学研究中的地位，在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热潮中，已经可窥端倪。和费正清共同主编十五卷本《剑桥中国史》的杜希德，曾主编过一套在汉学界地位极重要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精选出版年轻有为学者的成名著作，当时的作者总数中，七分之六为西人学者，其余为华人学者。时至今日，当年华人学者的成功率近乎百分之百，其中黄仁宇、黄进兴、陈弱水、王汎森四位都出自余英时门下。黄仁宇是余先生早期在密西根大学参与指导过的博士生，其他三位则略可分别代表余先生四十年来在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指导培养过的弟子群，这三位如今都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陈珏总结说：“这四位成名学者，不约而同地，一方面能在剑桥这样的西方一流大学出版社出书，另一方面大部分重要学术著作却继承余英时先生的学风，都用中文撰写。一叶可知秋，以此为例，上面所谈到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汉学回家，为时或已不远。”

　　十五到二十年，汉学将“回家”

　　时代周报：能否简单介绍汉学研究重心的历次转移脉络？

　　陈珏：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诸国始有大学汉学讲席设立，并开始有权威性专业学报之出版。通过以上种种，十九世纪末，汉学研究的格局已经在欧洲跨国形成。在当时的大学体制中，汉学是东方学的分支，与古典学等科系为邻，同属于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从此出发，到二十世纪初，是汉学的学门“典范”在欧洲的形成期。如果用非常粗线条的视野来观察，这种从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型塑完成的学门典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二次大战前，仍然是西方汉学的主流与正宗。换言之，虽然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已经蓬勃崛起，然而，要等二次大战以后，才逐步取代欧洲汉学，得到领导世界汉学发展的主流地位。

　　这一变化的关键之一，就是所谓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在这次转移中，汉学摇身一变，从一门主要与古典学系等科系为邻的“冷学问”，锐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中的“中国研究”，成了“热学问”，其所跨越的学科，已远远超出人文学科的范围，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开阔领地。中国研究的关注对象，也从以前的以古代为主，渐渐转到了古、今并重，甚至以近现代为主。

　　众所周知，同样是研究中国的学问，在东亚还有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典范”，即中国本身“国学”的“典范”。然而，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汉学界重视的主要是西方“典范”，所谓的“转移”，也都发生在西方内部，而对以“国学”为主流的东亚“典范”，则相对比较漠视。时代不同了，六十年风水轮流转，进入二十一世纪，汉学典范正慢慢向东方转移。照如此速度，也许只要再过短短的十五到二十年，汉学研究的重心就会从欧美返回到东亚，出现第三次国际性的“典范大转移 ”。

　　中文世界不了解西方研究奥妙

　　时代周报：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学的学术重镇都在西方，东方的“国学”反被漠视了。

　　陈珏：欧洲的“汉学”也罢，美国的“区域研究”也罢，研究的对象虽都是中国的学问，但所采用的方法与视野乃至学术规范和书写语言，都是西方的产物。究其“漠视”的原因，相当复杂，一言难尽。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中文世界对西方汉学研究的奥妙，缺乏彻底的了解，而这种奥妙，有时也很不容易用中文充分表达出来。

　　时代周报：中文世界的国学汉学研究，与西方汉学的交流情况如何？

　　陈珏：据我所知，台湾与西方汉学界的交流开始较早，由许多主流学术机构同时展开，且从未中断，其中尤以中研院、台大与“清华”为重点。同时，“汉学中心”（指设立在台北的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多年如一日，不倦推动“外籍学人来台研究汉学奖助”计划，每年经过严格学术审查，资助十数位的各国汉学界人士来台，从事三个月至一年的全职研究，日积月累，渐渐显出自己独有的特色。当年前来进修的年轻汉学家，有相当数量已经成为今天的“大佬”，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座教授倪豪士。

　　大陆的汉学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也逐渐为学界注重，发展很快，已经初步形成几个重点各异的学术社群，开始建立自己的特色，正可以通过与台湾的汉学研究特色的比较或互补，展开学术自由的“竞”与“合”。

　　时代周报：普通中国人也许更关心，现在的汉学或者国学研究对“软实力崛起”是否真有帮助？

　　陈珏：自从饶宗颐先生在十五年前创办《华学》开始，“国学”与“汉学”两个概念之外，又多了一个“华学”。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国学”与“汉学”的融合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新汉学”的阶段，也许能与饶宗颐先生提出的“华学”汇通。大家都知道，中文世界的文化实力还不算很强，能拿得出手的除了老祖宗的祖传东西外，与真正的文化建设仍旧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