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公民意识和行动都在成长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李活妙 周振兴

　　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今年7月份，民政部放开三类民间组织登记，随后广东进一步做出开放姿态，改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为业务指导单位，一时间舆论为之雀跃，有学者称民间组织或将迎来春天。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她认为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全面兴起，新媒体的出现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而政府的管理趋向于一般性放开、加强监管和选择性地控制，三条线同时并行。

　　今年是公共问责元年

　　时代周报：能否回顾一下，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大致经过了怎样的历程？对民间社会的发展现状有何判断？

　　贾西津：在1978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经历了两个高峰，一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出现了一些论坛、社会组织和民间活动，尤其是民间的思想性活动非常活跃。但是到1989年之后，一直到90年代中期有一个沉寂期。第二个发展高峰是从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98年至今，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发展高峰，它远比80年代的高峰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丰富性要宽得多。

　　进入本世纪以来，这种发展速度在加快，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全方位生长。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的时候，由于一个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出现了很多非公募基金会，这其实是给社会资金参与公益提供了一个平台。在社会资本已经积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个参与的平台，能够释放大量的社会资源。

　　2008年是NGO元年，因为5·12地震和奥运会，不仅有无数的NGO参与，更重要的是这两件事使得很多公民意识到，我可以参与到社会服务当中。2009年是草根元年，与山寨产品相结合，其典型代表就是草根春晚，它并不是要求取代央视春晚，而是人们的一个表达方式。2010年则是微博(http://weibo.com)元年，微博使得大量的公共事件首先由公民产生，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变成了一种社会力量。而许多政府部门也作出回应，出现了大量的政府微博，在网上和公民对话，使得官民之间的互动变得非常的多样化。

　　而今年则是公共问责元年，大量的丑闻使得官方慈善组织受到严重冲击，在红十字会、宋基会事件发生之后，捐赠数目大幅减少。大家不仅是对慈善组织问责，也是对公共资产的问责。在这个公益问责年，社会也作出了很多回应，比如非公募性基金会发展论坛，主题就是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红十字会也作出了回应，几次发出信息要进行改革。

　　时代周报：正是由于发生了“不信任案”，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公民意识和公民行动的提升，比如说微博捐赠、微博打拐、免费午餐活动，这种社会动员能力和公众的参与度是前所未有的。

　　贾西津：没错，还包括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大量的民众排队献血，这些都说明公民的意识和行动在成长。公民意识到了问责，意识到了我要怎么样的参与，我要参与什么样的组织，以及如何去选择我的行为，这是一个发展和反思的过程，以后每一年可能都会被命名为一个元年，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

　　放开登记是必然趋势

　　时代周报：民间社会在发育壮大，但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也在加强，比如今年的社区建设、社会管理发展社会组织，它的导向基本上是以政府进入社会为方向的，比如说服务性社区。

　　贾西津：对，这是今天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尽管说它是一个服务网络，但是这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对社会的渗透其实是非常强的。还有我们2004年提出的社会管理格局，也是党委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所以党和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还是在不断地增强，包括人民团体。2006年有一个文件是参照公务员管理法，比如说原来的消费者协会是一个NGO，现在变成了公务员编制，又如红十字会、宋基会这类组织，原来并没有很明确它的公务员性质，现在有很明确的公务员身份了。这些都是政府办社会、政府去组织社会，所以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两个方面同时都在增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道路都在前进，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时代周报：今年广受关注的一个变革是，民政部放开三类社会组织登记审批，以及广东改业务主管单位为业务指导单位，这些是否意味着在民间组织管理上逐渐形成“低门槛、严监管”的新思路？

　　贾西津：总体来说，现在的组织管理是趋向于一般性的放开、加强监管、选择性地控制，这三条线同时在走。对于民政部的这个制度，是指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合一。如果其他部门不愿意做，那么这个责任由民政部来担。民政部走得前一点，多担点责任。这是一个部门工作指导意见，而不是放开，它和广东取消主管单位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是部门内的变革。

　　登记的逐步放开是一个必然趋势，现在普遍都是这样走。但是这能有多大成效，不能取决于制度，而是取决于制度的执行。业务主管单位设置本身就是为了管住社会组织，如果我们的体制没有足够的宽容来吸纳这些社会力量，可想而知即使有这种制度变革也不可能放开。广东的体制有了一定的宽容度，那么它可能真的形成一些新类型组织登记注册，但在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地方，即使制度变革了，那仍然可以很简单地在民政部卡住登记，但是这个制度变革是一种导向，是很有意义的。

　　公民社会就是自治社会

　　时代周报：这种政策思路会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贾西津：制度的变革呈现出分类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的特点，广东的实践也是这样的，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的开放首先是在经济领域，进而扩展到慈善和服务领域，这些领域的管理相对宽松。但对于一些特定人群、特定领域，比如境外的、外资等方面，控制可能会更加严格，有更多的限制性条例出台，行为规范在不断加强。

　　广东的试点，是一个超前的举措。总体而言，现在越来越趋向于开放，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环节，限制性的要求会更精细化。一些细化的条件就会限制到某些组织，比如对资金的管理方面，可能意味着对某些组织而言，如果它的资金运作上有行政背景，可以比较容易地有政府的财政拨款来覆盖，那么这些组织可能就更容易地运作。但是对某些组织，如果没有上面那些优势，比如行政经费很少，就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时代周报：有一种担心是，现在国民的公民性似乎还不足以支持根本性的变革。上海购房者因房价下跌打砸售楼处就是很好的例子，许多人的公民意识还很淡薄，在公民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如何塑造公民理性？

　　贾西津：上海购房者的行为，的确是缺乏公民文化最大的表现，很多人不具有规则意识，尤其是在规则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是否能够继续尊重规则，这在转型时期是一个考验。它甚至会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转型的成功。

　　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基于人的本性，人的天性之中有一种本能是对同样的生命有感知，公民意识就是基于本性的文明化，来让我们基于这样的同感来建立一种社会规则和文明，这种文明让与我们同样独立的生命可以共同生存。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和障碍就是教育，我们的这种教育不是把人按照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去培养，而是按照一种社会工具去培养，人们没有自主性、没有公共精神，甚至还压抑人本能的同情感，使人需要高度管制，这种社会没有办法适应现代运行。一些NGO公民教育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它会启迪人们的心灵，会给人像样的知识能力和尊严的体验，这个能力、体验和思考，包括对话的环境，会有助于人们公民意识的生成。

　　时代周报：“公民社会”在时下中国成为热词，你认为，什么样的社会才称得上公民社会？

　　贾西津：公民社会就是一个自治性的社会，任何自治性的因素、自治性的秩序都是公民社会里面的构成部分，它包括公民的参与、公民的自组织，以及自组织所形成的体系，即一些联盟与支持组织，就像市场经济，它要有企业，要有股份的现代企业结构，然后要有一系列市场规则。公民社会它也要有这些组织、组织的体系，及一系列的规则和原则。

　　公民意识的强弱，会让人与人之间有很大不同，公民意识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把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它是对个人负责，具有自我责任精神的独立个体；另一个是，他理解其他的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独立个体，理解对方和与对方发生各种各样的关联，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社会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