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中小企业困境_巩固实体经济基础

　　辜胜阻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作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针对今年以来的中小企业生存困境和实业空心化风险加剧问题，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是社会稳定之基，创新创业之源，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后劲，影响着我国“十二五”经济的成功转型。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需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法规体系”。而企业要转型必须让大量的中小企业先摆脱生存困境。为此，国务院出台了小微型企业“国9条”扶持政策，财政部等宣布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这些政策有利于缓解企业困境，但未来需通过金融、财税、垄断行业等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扶持体系，重塑实业精神，释放中小企业发展活力。

　　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困境

　　根据我们2011年在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调研，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

　　其一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具体表现为：“融资困难”，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资金。据有关调查，不到10%的中小企业能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贷款。“融资贵”，民间借贷利率趋高，高达法定利率10倍左右，企业资金成本压力不堪重负。“融资险”，借贷双方均面临高风险，企业很难长期支付高利贷本息，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而民间借贷方也存在权益受损风险。“融资乱”，获利颇丰的高利息信贷业务吸引了个人资金、上市公司资金、海外游资甚至部分银行贷款等各路资金参与，资金配置格局失序和失范。

　　其二，“用工荒”十分严峻。今年以来，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用工短缺的现象，不仅技工“荒”，普工也大范围短缺，“用工荒”趋于常态化和普遍化，形势十分严峻。大量中小企业出现“招工难”、“用工贵”、“留工难”困难，不仅招不到人，留不住人，而且人工成本大大攀升。有调查显示，当前中小企业劳动平均成本上升20%~30%，国家机械工业信息中心的全国重点监测中小企业中，2011年6月份缺工企业比率达到52.3%。大进大出的高流失率使企业极不稳定，大量企业出现了因缺工导致不敢接订单的现象。

　　其三，全方位进入“高成本的时代”。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中小企业不堪重负。

　　避免改革实施主体的“部门化”

　　中小企业生存困境迫切呼唤相应改革，重塑实业精神，进一步释放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主力军，而实业是国家经济的根基，如果一个国家实业出现贫血，根基不牢，整个国民经济都将非常危险。美国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实业衰落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结果，而近期温州民企债务危机表象是高利贷，实质则是实业“空心化”问题。温州民间资本多而投资渠道少，加上实业难做，在资本逐利本性下追逐泡沫性投资，炒房、炒煤到全民放贷之后最终陷入因民间资金链断裂所导致的民企债务危机。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要防范中小企业大量停产半停产和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经济下行过快的潜在风险，还可能出现民间资本热钱化、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的潜在风险。缓解当前困境和防范风险的根本举措在于深化改革。要以“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强力推进改革。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局限于“救火”性质的短期行为。二要防止改革目标的“应急化”，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三要避免改革实施主体的“部门化”，甚至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比如“新36条”明确规定允许民间资本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中间管理层担心管理风险而难以实施，导致出现“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的局面。

　　引导热钱回归实体经济

　　政府需要采取系列对策。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融资体系，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为中小企业构建稳健可持续的融资渠道。首先，努力促进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规范“招安”，让其成为多层次融资体系的组成部分；对融资渠道不能“并轨”而要“多轨”，不仅有“正门”而要有“侧门”，对小微企业，侧门更重要，要通过发展草根金融扶持草根经济，实现“门当户对”；对高利率民间借贷不能让其在“地下”野蛮成长，而应在“地上”理性发展；对大量民间热钱要拓宽投资渠道，拓展利润空间，引导游资热钱回归实体经济，使其由“魔鬼”变成“天使”。为此，建立分层次的监管体系，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监管，并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其次，要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正规金融体系和政府公共金融服务，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城市社区中小银行，用信贷优惠政策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建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构建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扩大全国性的新三板市场，构建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构建以政策信用担保体系为支撑的多层次担保体系，要通过税收杠杆调动大型商业银行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

　　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导民间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引导游资热钱回归实体经济，使“魔鬼”变“天使”。目前我国市场结构存在两极分化，一些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而在另一些行业中大量民营企业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利润微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同等重要，当前要积极拓宽民间投资渠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降低部分垄断行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切实改革审批制度，破除不合理的进入壁垒。同时要在这些领域积极推进民营中小企业与国有大企业的分工协作，构建共生共荣互利共赢的企业生态。

　　政企联手应对高成本困境

　　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政企联手应对高成本困境。要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业方面，通过“减税、减费、贴息”等方式切实为企业减负，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要在当前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起征点基础上，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赋。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减税提薪”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要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严格执行收费项目公示制度，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治理乱罚款、滥评比、乱收费等。要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损害企业利益的突出费用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如高额路桥费、进场费等，降低企业流通成本。

　　要合理引导农民工转移和流动，加强农民工培训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完善劳动力市场调控，营造良好用工环境。要推动东部产业升级与向中西部转移并重；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解决企业技工短缺问题；推动农民工与市民在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平权，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优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建设，化解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致的“招工难”问题，帮助中小企业应对“用工荒”。（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