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荣鼎咨询公司创始人罗森：投资美国需从长计议

　　马鑫

　　今年5月，由美国亚洲协会、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及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敞开美国大门，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预计，到2020年，中国企业向海外输出的直接投资将达到1万亿~2万亿美元。

　　该报告称，一个新的趋势正初露端倪：中国开始通过兼并、收购和绿地投资(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的项目)在全球投资——包括美国——中起主导作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06~201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进入剧增的阶段，存量增长了约25倍，正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和其后日本对美的直接投资一样，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正以超过上年两倍的速度增长。

　　有专家指出，投资发达国家的风险要远低于投资发展中国家。但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往往能顺利进行。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常遭政治阻碍，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还要警惕金融风险。

　　就此，《第一财经日报》日前专访了《敞开美国大门》报告的作者之一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en）,他不仅是荣鼎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中国研究组负责人，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兼职副教授，自1993年起担任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花6个月建立案例数据库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的统计方式、统计数据不统一，你在研究中国对外投资时如何进行数据收集？

　　罗森：这也是我们研究中最复杂的部分，我们去寻找任何一个可以找得到的个案，我们的报告就是通过一个个案例和调研得出的。我们大约花了6个月，从美国政府官员那儿了解情况，搜集所有相关新闻报道，在参与并购的投资银行的数据库中搜寻，最终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案例数据库。最后我们走访个案涉及的企业来确认它是否符合直接投资的条件，了解它属于并购还是绿地投资，确保投资真正来自中国内地，而非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以上就是我们做的。我并不建议其他人也这么做，因为工作量非常大。另外，再过3个月，我们有关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报告也将发布，我们使用相同的方法。

　　日报：你的报告关注的是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那么你怎么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罗森：从2004、2005年起，中国的对外投资开始增长，直到200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才开始明显转向发达国家，此前中国的OFDI一般集中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有关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已经有人做过研究，我们想做一些新东西。当然，我们对中国在非洲的OFDI也非常感兴趣，但我觉得资源类投资和对制造业、品牌、技术、零售业等领域的OFDI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参与其中的公司、动机、国家、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关注对发达国家的OFDI，但我们也需要一个全球的视野。

　　中国投资者不喜欢“看不见”的价值

　　日报：在你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你认为中国的OFDI 有哪些特点？

　　罗森：中国的OFDI肯定不同。中国就是如此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很多人并不确切知道它的含义，但绝对有所不同。

　　在中国，有一些领域掌握在国有企业的手中，中国对美投资项目数的25%，投资总额的2/3是由国有企业来完成的，这是最大的不同。另外，中国对重工业非常重视，比如钢铁、煤炭领域，此外由于其城市化进程，中国很大部分的海外投资是在寻求自然资源。

　　第三，与其他投资者相比，中国投资者不喜欢投资“看不见”的价值，比如品牌、知识产权、服务，他们更喜欢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掌握在手中的东西。在发达经济体中，拥有技术、更好的服务、附加值是赚钱的方式，中国企业还不知道如何使用品牌，他们缺乏技术创新，认为可以借到技术。比如印度公司在购买品牌方面做得非常好，当然中国企业也有收购品牌成功的案例，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等。

　　日报：现在有一种观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增长很快，但投资质量并不高，比如缺乏整合手段、失败案例数量居高不下、出现盲目投资和竞相投资等，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罗森：没有一个国家在一开始就能进行完善的投资，进行获取技术、品牌、研发等我们所谈的高质量投资，这需要不断实践、失败之后才能获得成功，就像练习滑雪，刚开始就上到最高的滑道上，必然会摔跤，摔破膝盖。目前中国公司对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高技术领域，还处在学习的过程，但做得还不错。日本花了10年时间来实践，也许中国只需6年。中国的制造业强大，如果能很好地结合欧美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那对双方都有好处。

　　尚难判断中国对美投资是否成功

　　日报：你对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何评价？你觉得这种投资是否成功？

　　罗森：目前中国在美只有大约300项投资，从企业角度，现在真的很难说是否成功。以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为例，从立足到开始盈利一般都花费了五六年时间，最开始的两三年只是建设厂房，也许到了第三年才开始有产品卖出，然后再花上几年时间才能盈利。因此如果专家和记者们现在就评价中国企业对美国是好是坏，不公平，还没到时候，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来投资、经营，他们需要雇用到好的劳动力，建立商业网络等。

　　从企业层面看，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起步都很艰难。很难说都是盈利的，可以肯定地说，在过去两年中，在美国成功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增长迅速，增加速度达到每年140%，他们学习得很快。因此中国不应该抱怨美国没有打开大门，实际上门已经打开了，我们需要考虑：是什么驱动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当他们离开母国时，他们应该如何生存和经营——正如孩子离开妈妈，应该如何生活一样。这的确非常难。

　　就美国来说，同样也是初始阶段，对于中国的投资，我们无法用非白即黑的方法来判断。一些美国人对中国投资十分期待，另外一些人则由于中国OFDI的快速增长而抱有疑虑，很多美国人把失业归咎于中国，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对中国投资还有疑虑。不过当年日本对美国投资时，美国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当前有70万美国人在日本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工作。而中国公司目前提供了1.5万个就业岗位，虽然数量不多，不过未来发展会很好，预计也会像日本公司那样前景广阔。

　　日报：日本可以成为中国OFDI学习的榜样么？

　　罗森：不会。区别之一是：日本公司善于耐心等待投资收益，也许10年或更长，他们有耐心，非常谨慎，步步为营。他们上世纪80年代向美国投资时，就非常具有战略性。中国公司当然也有长期的战略规划，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非常注重短期成效。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投资，都需要花时间。所以中国公司需要有5~7年时间的长远获利打算，而并非马上就想赚钱。很多人认为日本和中国的故事有些类似，但是中日文化非常不同。

　　越来越多案例受审查是好事

　　日报：当前中国企业在投资海外自然资源，引起了西方国家和当地的忧虑。你也提到，目前中国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寻求资源将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向。如何解决这种现实需求与外界忧虑之间的矛盾呢？

　　罗森：首先，不需要占据海外的资源来满足你的需求，你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比如，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小麦，美国并不试图去控制。现在中国在大豆方面依赖进口，通过市场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比拥有、占据要好得多。事实上每当中国试图拥有任何东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的时候，这些东西的价格就会上涨，动机驱动了价格，这也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其次，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国，不可能让其他国家放松。这是常识，当你是最好的、发展最快时，其他国家会嫉妒、紧张、担忧自身的利益。不过谁也无法因自身的成功而感到抱歉，虽然想让大家都高兴，但这是不可能的。

　　日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常遇到政治干扰，以美国为例，1990~2011年，共有14家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其中只有3家企业顺利完成并购，你如何看待中国海外投资遭遇的政治干扰？

　　罗森：我觉得单独比较CFIUS审查与成功完成的案例比例并不恰当，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家中国企业想投资美国——他们甚至没有尝试，因为他们害怕CFIUS的审查。所以我们的信息有限，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企业受到CFIUS的影响。

　　相比私企，CFIUS更多的是审查中国的国有企业。我不得不说，越来越多的案例受到CFIUS的审查，是成功的信号，是好事，并非麻烦。两国之间的投资越是增长，受到审查的案件就会越多。没有CFIUS的审查，说明似乎没有投资关系。有分歧，有审查，表明要进一步密切关系。实际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最多，但并不是美国与加拿大关系不好，恰恰相反，与加拿大的关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