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思考“共同”

　　瑞贝卡·卡尔

　　瑞贝卡·卡尔（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全球的还是一国的：

　　晚清的三种“共同”观念

　　我从中国历史的观点来看幸福与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从晚清以来，这一问题的中心词是“共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的问题。其实这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晚清，关于共同富裕或者“共同”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这些不同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共同”是在全球体系里面提出来并展开的问题。这里主要说一下三种不同的说法：康有为的“大同”，刘师培和他妻子何震关于“均力主义”和生计的观点，还有孙中山对民生问题的论述。

　　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主要部分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通过解释儒学经典的方式概括了“大同”的概念，接近于我们今天说的“共同富裕”。他所谓的大同要处理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关系例如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中国与外国的不平等等等问题，提出通过大同来改变这些不平等。他提出的大同并不只是就中国、中国各民族、中国国民而言，而是一种全球性的概念，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同。

　　再稍微晚一点，1905年到1908年，刘师培和他妻子是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将“共同”问题概括为生计问题，认为生计问题不能限制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殊状况里来看，生计问题是全世界不平等所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历来就有生计问题，但在20世纪初，这个历史上一直有的问题变形了，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问题。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说明全球能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美国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却不一定能解决。在他们的理解中，生计问题如果不是一种全球性的解决方法，根本不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生计问题对他们来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全球各个地方都面临的困惑。每一个地方所面临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可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有的国家都面临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因此在他们这里，生计问题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矛盾，他们讲的社会矛盾是以生计问题为代表的。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也不等于全球能解决，别的地方解决了，也不意味着中国就能解决，所以一定要有全球性的方法。

　　孙中山对民生问题的论述大家大概比较熟悉。孙中山当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思想家，他比较关心的是中国民族国家框架里面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他来说，民生问题的关键是土地和生产关系问题，民生与农村土地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民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要解决的困难。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当时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历史条件。在孙中山那里，具体一点讲，民生指的是在国家和民族有财富积累可能性的历史条件之下，怎么理解权利和追求的适当范围，怎么理解国民生活的范围，怎么理解国家的范围。在我的认识当中，他第一个提出“国民”这一共同体的概念。当然今天大家都在谈国民概念，可是在他以前，大家谈的共同或者大同并不一定是在一国国民这个范围之内。对于孙中山来说，民生问题是以国家为中心提出来的，意思是民生的概念依靠国家的富强，国家富强之后才可以解决民生问题。

　　人民的共同体与

　　“共同”含义的变化

　　接下来我讲一下共同富裕，还有Happness。幸福或许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或许是非常抽象的、笼统的概念，很难说这个Happness到底是什么。在清末，谁也没有做什么社会调查，也谈不上幸福问题。这里说一下以前怎么看幸福和共同富裕的问题。

　　刚才提到，到孙中山那里，共同富裕的关键被认为是国家富强，在国家富强之后才可以解决民生问题。而到1930年代，问题又变了。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了，中国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共同”又成为一个很大的历史性问题。我最近写过一本书，有关中国1930年代的思想家王亚南。他认为“共同”的核心不是国家，而是人民，跟毛泽东革命以后的人民概念有所不同。王亚南对人民概念有很多阐述，主要说的是人民不是国家，人民是国家之外的一个共同体。他重点论述了官僚政治问题，认为只有人民（包括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参政，才有希望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官僚政治，不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而是一种要重新思考和重新建构的东西。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又重新提出共同体和富裕问题，他没有讲幸福，讲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我们对什么是幸福有些疑问，同时也要问一下“共同”是什么的共同。“共同”的概念是有所改变，有所变化的。

　　（雷勇整理，未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