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刚：以稳健货币政策保障经济稳中求进

　　2012’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所长访谈录

　　以稳健货币政策保障经济稳中求进

　　——访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

　　记者 徐培英 北京报道

　　编者按：在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2012年的中国应该如何克服不利因素影响，平衡地实现稳增长、防通胀双重目标？经济结构调整如何迈出实质性步伐？如何在有效扩大内需的同时实现出口结构的优化？如何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增加就业、保障民生……权威机构的权威专家对这些问题的权威解答，无疑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廓清思路，做到心中有数。从今天开始，本报在一版开设“2012’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所长访谈录”专栏，连续刊登本报记者对中国社科院13位研究所所长的专访，希望新年伊始，他们的观点与见解对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助益。

　　经济参考报：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2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前瞻性的安排，提出了“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稳中求进。您认为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应如何配合？

　　王国刚：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2012年，要实现中央提出的经济工作任务，货币政策必须继续实施以“稳健”为特征的基本取向，紧密关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具体情况，把握好方向、力度和节奏，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货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程度。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应怎样加强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王国刚：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演化为金融危机以后，给全球经济以沉重打击。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迄今复苏乏力，还将在泥潭中挣扎相当长时间。这势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扩大内需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任务更加繁重，也凸显了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性。从2011年前三季度来看，GDP增长率分别为9.7%、9.5%和9.1%，出现下行走势。2012年要保持稳步较快增长的势头，还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货币金融的经济职能在于保障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演化为金融危机以后，给全球经济以沉重打击。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迄今复苏乏力，还将在泥潭中挣扎相当长时间。这势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扩大内需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任务更加繁重，也凸显了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性。2012年要保持稳步较快增长的势头，还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要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就必须提高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现象追踪监测程度，根据这些现象的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灵活地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及时予以应对，以减弱负面因素对“稳增长”的影响程度。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货币政策在“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方面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王国刚：“控物价”是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2011年，中国CPI高位运行，给经济运行带来了诸多影响。2012年CPI还将在3%以上运行，因此，控制好物价的任务相当繁重。从本世纪以来3次物价上涨情况看，中国的物价变化主要是由某种或某几种农产品的供不应求引致。这不是通货膨胀。要调控这类物价的持续上涨，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在这方面，除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予以应对外，货币政策方面应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其中包括：通过政策引导加大对农业生产的信贷投放，降低这些信贷给农业生产增加的成本；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从多方面提高支农惠农的质量；加大对农业生产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完善担保、租赁和其他金融机制，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多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根据CPI具体走势，有的放矢地调整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及其力度，强化预调微调的影响力。

　　经济结构调整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淘汰那些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产能是提高经济发展可持续能力的重要举措，加大对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是保障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根本所在。

　　货币政策总取向从2010年之前的“适度宽松”转向了2011年之后的“稳健”，货币信贷投放有所收紧，但“有扶有控有压”的原则还将坚守。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扶”的产业，应予以充分的货币信贷支持；对“控”的产业，货币信贷投放的调控措施应切实到位；对“压”的产业，货币信贷绝不放松。

　　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取决于是否适应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因此，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也是提高民生水平的过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朝着城镇化转变，经济结构也将向城镇经济转变，由此，货币信贷应特别重视城镇化发展的各方面要求，着力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问题和金融服务瓶颈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对商品住宅的信贷调控力度不应放松，但需要千方百计地解决好保障房建设的资金供给，同时，有效增加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