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合法性的传承与变迁

　　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民国企业家通过一场名为“科学管理改革”的运动，确立了自己在企业内部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在企业外部，他们通过“实业救国”的主张和实践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可。

　　文/高超群

　　当阿甘停下来

　　在短短的30年里，一代中国人从赤贫走向巨富，这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然而，骤然面对突如其来、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人们从茫然、手足无措，迅速滑向了肆意挥霍，富裕的中国人像买白菜一样在全世界到处购买奢侈品；然而肆意挥霍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感却稍纵即逝。追逐财富的过程就像跟在阿甘身后奔跑一样，当阿甘停下来的时候，真正的危机出现了：我们为什么奔跑？财富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当财富不再是生活必需的时候，生活如何继续？对于那些经营企业的人而言，他还必须面临的问题是：当企业不再是赚钱的工具—因为我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钱—企业对我来说有何价值？我为什么还要呕心沥血地经营它？如果连我自己都没有了动力，我又如何去动员和激励员工，如何让他们去市场上勇敢拼搏，而不是磨洋工混日子。

　　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夸大其词，也许身处这个圈子之外的、还在努力追逐财富的人很难理解这种焦虑和痛苦，但是看看思八达的课堂，我们就不难明白这种精神痛苦在以何等深刻的程度折磨着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刘一秒和类似的成功学大师们给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再找一个阿甘，继续跟着他跑，哪怕是一个人造的虚幻的阿甘；并且让人们相信跟着跑的辛苦和无聊，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激情和幸福。这种不能算答案的答案，就如同让一个厌食症患者学会享受不吃食物的过程一样荒诞，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企业家们却趋之若鹜。

　　然而，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吗？所有这一切都是富裕生活和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吗？即便如此，我们又如何抵御与财富接踵而至的朽坏呢，这样的富裕和发展又如何继续呢？我们有必要严肃地检视一下现代的财富生产形式和观念进入中国以后的历史，重温一下我们的先辈曾经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他们展现出的伟大的人生典范。学习或者模仿他们，或许并不能实现对我们自身的救赎，但却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丰富自己对于人生的想象，强健自己心灵的力量源泉。

　　合法性：民国企业家的内外救赎

　　在经济领域，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企业的出现。因为现代企业不仅带来了生产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提升，而且还带来了新的组织生产的制度和理念。这些制度和理念就是现代精神在生产领域的表现。

　　从19世纪后半期企业在中国诞生以来，企业的命运就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可以归结为企业在中国的道德基础薄弱，它一直为中国主流的伦理精神和意识形态所不容，被视为异类、甚至是邪恶和不正义的。首先是士绅阶层对这种新型人际和社会关系的抵制。他们对工商业心存鄙视，畏惧创新，过分依赖于不劳而获的地租收入，也因此，建基于传统农业社会之上的纲常名教的等级观念以及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人伦关系是他们固有的习惯，他们不愿意接受新的、适合于企业组织的伦理关系。其次，由农民转变成为工人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懒散的农民要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和生产习惯，这本身已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对于近代中国农民来说，他们还需要在这种新的社会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和职能，需要新的“确定生活准则”以及“伦理认可”。这种“伦理认可”对他们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只有凭借于此，他们才能克服因变迁而引起的心理挫折感和屈辱感，他们也才有可能接受新的工作伦理和敬业精神。

　　对企业的这种质疑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企业家的脚步。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买办企业家和洋务企业家是中国企业家的主角。从事买办的大多是地位低下的人，他们曾经拥有不可一世的财富—据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买办从1842年到1894年52年间累积的收入就高达5亿3千万两白银—但却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稍微有些地位或者受过正经教育的人都不愿意做，做过4年买办的容闳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因此，聪明才智之士不屑与之为伍。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澳门的买办成功地跻身于当地的名流，但他们在文化和身份上的认同却非常奇特，比如何东家族；也有人坚定地支持革命党，甚至不惜为之倾尽所有。这些选择其实就是买办们求得主流社会认可的一种努力。香港、澳门的实践证明了，主流社会有选择地吸收买办企业家，逐步接纳他们的文化主张、商业伦理，或许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改良道路。

　　而洋务企业家们所经营的企业更类似等级森严、不讲效率的衙门。现代工业及其组织方式，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些有益的技艺而已，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属于彻头彻尾的“用”的范畴。因此，他们从容、优雅的生活和理想都没有受到太致命的干扰。他们虽然是社会的主流，但他们算不上真正的企业家。

　　总之，无论洋务企业家还是买办企业家，他们都并没有过多地体会到现代企业带来的变革—无论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对于企业内部人和人关系的理解，他们还基本上沉浸在宋明以来儒学家构造的人生理想中。

　　大约在世纪之交，新一代的商人登场了，他们迅速地替代了买办企业家和洋务企业家，史学家将这种替代归纳为由绅商型转向知识型、从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化管理的过渡或者是企业家成为资本的人格化直接承担者。我们可以粗略地概括这一转型：这一代企业家深刻领悟了现代企业所带来的深刻变革，那不仅仅是生产方式也不仅仅是组织方式的变革，而是文明的变革。洋务后人张爱玲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当旧日的文明被现代工业粉碎切割时，以身受之的她切身感受到了无奈与痛苦。

　　韦伯曾经非常形象化地描述了资本家对传统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迁，“有一天，闲适自在的生活突然之间中断了，并且常常是劳动组织形式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相反，出现的新情况无非就是某一个出身于放利家庭的年轻人来到乡下，仔细挑选了他将要雇用的织工，大大加强了对他们的劳动监督，于是便把他们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另一方面，他还尽最大可能直接深入到最终消费者中去，以此来改变自己的销售方法。他对一切细节都能了如指掌。他每年还要走访顾客，征求他们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他还调整产品的质量，直接投合他们的需要和愿望。同时开始介绍廉价多销的原则。这种理性化过程的结果是，那些不愿这样做的人只得关门歇业。”

　　他是这样归纳资本家特征的，“他们是些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这种理性化的过程，在中国企业家眼中被浓缩为“科学管理”。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一场名为“科学管理改革”的运动席卷了当时的中国企业界。实际上，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大规模地主动寻求改造企业内部秩序的努力，它对企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对劳资关系的塑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大大加强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企业里的权力和地位，并建立了良好的劳资关系和生产秩序。经过这场改革，现代的工厂制度才算在中国真正确立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企业家通过这场改革，确立了自己在企业内部的统治地位以及合法性。与此同时，在企业外部，企业家们通过“实业救国”的主张和实践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可。

　　1914年，穆藕初写道：“更显著的而且没有一分钟停止的，则是国家间的经济斗争，亦即所谓的商战。各国为了从事于这种经济战争，便不得不积极整顿和巩固它国内的经济阵线或经济堡垒，尽量发展工厂工业，以期本国出品品质的提高，数量的增多和取价的低廉，这样它们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倾销，抵制其他国家对于同一市场的输入。一国如此，他国亦然，就形成了近代工业国家间的激烈竞争。”令人惊异的是，大约在相同的时候，德国思想家韦伯也写下了类似的宣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

　　这当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感悟，而是一代企业家的心声。进入民国以后，企业家们经过五四运动、国货运动的洗礼，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国内政治和军事纷争的不屑，另一方面则准确地表达了他们对民族间经济斗争残酷性的认知，也宣示了他们委身实业的抱负。虽然我们不能说每个投身近代工业的企业家都是为了“救国”，但的确有足够多的企业家，比如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在他们个人的事业中坚定地践行着这一理念。因此，他们是民国企业家的标杆和样本，成为当时企业家们效仿和追随的对象。

　　所谓实业救国，简单地说，就是企业家们用科学来武装和改造儒家道德；用积极入世来代替个人的道德修行；用社会和经济成就来重新构造地位和特权；用理性来代替经验。财富对于他们而言，依然只是工具，只不过不是为了完善自己的道德，而是挽救民族。或者说是通过挽救民族来完成自己的道德救赎。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民国的企业家其实是士绅们面对工商世界的一种精神转型，这种精神不是来自古典时代的商人，也不是来自他们的买办和洋务前辈。这些企业家与和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只不过他们是用企业来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政治理想的工具。

　　坚信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们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历史走上了另外一个轨道。不知是幸抑或不幸，他们不必经受理想实现或者变形之后的考验，一如今日的马云，在激烈竞争的市场面前，当商业逻辑与理想逻辑剧烈冲突时，这些巨人将展现怎样的选择，将走出怎样动人的、多样的曲线？我们无法想象，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绝不会简单轻易地向商业逻辑就范，因为商业目标对他们而言，从未具有如同今日企业家那样的终极性和绝对性。

　　公民和道德的自由

　　与民国的企业家完全相反，今天的企业家是从对诸如救国救民这些宏大社会理想的背叛开始的。

　　个人及其价值的正当性的确立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人们坦然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开始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而这一点也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没有个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活力—私营经济的壮大。中国是从这里，从经济权利中体会和实践自由的，也是在富裕的生活中享受自由的。可以说，中国新时代的自由就发端于此。所以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总是与富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极端一点说，时至今日，富裕的要求已经压倒一切。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扩张是罗马的目的，太平是中国法律的目的，战争是斯巴达的目的，而政治自由是英国政制的目的。后人会不会有一天评价说，富裕是21世纪中国的目的呢？

　　然而，这种自由很快沦落为一种平庸的、欲望的盛宴，如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样，没有节制、缺乏担当的自由多么容易沦为一种放纵，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在美国立国前夕，一位州长对他的民众说道：“实际上，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和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这种自由都无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

　　在经济决定论下肆行无忌的今天，个人实际上被迫成为金钱的奴隶。这种奴役是如此折磨人，让人无法忍受。如同我曾经写过的那样，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繁荣却令人不安。整个族类的所有人似乎都对自己的命运失去控制。在这个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时代，人们却被越来越深刻的无奈感所控制。

　　企业家们的救赎最终必然来源于他们自身，对他们而言，学会恰当的“公民和道德的自由”，而不是放纵的自由，至为关键。冲破对于财富的信仰，学会对于放纵的自我抵制，让财富成为实现自由的工具，而不是遮蔽自由的迷障，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都还在艰难的学习中，企业家们却有可能成为这条征途上的先行者，因为他们对此最为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