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六千次死亡

　　其实人到最后，都希望别人给他一点幻觉——  美丽和充满活力的东西，“都可以人为延长他们的生命”

　　《瞭望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特约撰稿李论  | 北京报道

　　死亡并不会选择年龄，无论这生命有多么短暂。

　　一个极度瘦弱的婴儿，侧脸无声无息地躺在木质童床里。孩子眼窝深陷，瘦得像骷髅一般，脖子还没有一个成年人的手腕粗。确切地说，几乎看不出这是一个尚且呼吸的生命体。

　　同一张床里，他对面睡着另一个同样出生不到10天的婴儿。因为高烧，拳头大的小脸红彤彤的。

　　袁捷用温水沾湿毛巾，小心地擦拭孩子娇嫩的皮肤。她习惯性地看看表。对于这个叫松堂关怀医院的地方，生命往往只能用分钟来计算。

　　一个半小时以后，瘦瘦的孩子停止了呼吸。袁捷一边拨通孩子父母的电话，一边把早已准备好的死亡证明放在写字台上。

　　虽然没有约定，但只要这家临终关怀医院接纳了孩子以后，只在两种情况下与父母联系：他死去或病情好转。而后一种情形几乎从未出现过。

　　这天早上，松堂一共有6个孩子。两个小时前，刚刚有一对父母接到了电话。

　　那些家长们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他们没有信心陪伴孩子走向终点。51岁的护士长袁捷，也许是这些孩子短暂生命中最为熟悉的形象。

　　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袁捷已经习惯了每天有五六位病人离去。从初生的孩子到风华正茂的青年。伤感终究无法避免，能够安慰自己的是，要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

　　友情，活在死亡名册里

　　1987年，北京下乡返城青年李伟在香山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开办了中国的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他在农村插队时是赤脚医生，曾陪一位肝癌晚期的老知识分子直到离世。李伟对《望东方周刊》回忆说，看着老人临终前释怀的微笑，一个梦想就此萌生。回城后，他从3间病房、6个床位开始了自己的临终关怀事业。

　　24年，李伟记不得到底有多少人来过松堂，但逝去者的数字被记录下来：超过26000人。

　　无论多普通的生命，离开都令人难以忘怀。

　　五六年前亲眼目睹的一次死亡，曾经让袁捷几个月的情绪都难以平复。

　　她管他叫张叔。入院时，张叔已是肺癌晚期，他拒绝治疗、拒绝吃药。

　　袁捷作为护士长，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要亲自出马。

　　她习惯微笑，和对方主动握手，并且清楚地叫出对方的名字。“认识您十分高兴，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您。”她对张叔伸出手。

　　入院以来，张叔第一次笑了。

　　袁捷说：“或许是我这个人很阳光，能让别人看到生的希望。”

　　她告诉本刊记者，其实人到最后，都希望别人给他一点幻觉——美丽和充满活力的东西，“都可以人为延长他们的生命”。

　　不过几个月后，医院给张叔预判的死亡日期还是到了。

　　那天早上，他把袁捷叫到床边，犹豫了半晌说：“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我今天活不过去。”

　　“您可别说这些，”袁捷马上接了他的话，“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您不要相信那些话。”

　　果然，张叔又延续了五六天生命。

　　到他去世那天上午，袁捷也预感到了什么。她想起，他应该想见儿女。

　　袁捷给张叔的女儿打电话，然后又坐在他身边说：“张叔，我已经告诉你的孩子们了，他们正往这赶。药都用上了，没事，您放心吧。”

　　下午，袁捷端着一碗汤让张叔喝，但他不想喝。

　　袁捷突然觉得特别难受，她小声对张叔说：“你觉得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觉得你是‘坏人’。”她说，这么多人呵护你，你却不好好吃饭。你走了，我们谁能原谅自己？这个债我们一生都得背着。

　　说着，袁捷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张叔默默地把汤喝了。

　　那天晚上8点58分，张叔没有动静了。“我当时赶紧按他的心脏，我脱口就喊了一声：张叔！”

　　老人紧闭的眼角突然流下一行眼泪。然后，他真的走了，女儿还没到，袁捷在身边。

　　“那一行泪，可疼死我了。”张叔走后几个月，袁捷都没法从这个记忆里拔出来。

　　“在这个医院里，很多友谊，活在死亡名册中。”袁捷口袋里永远装着一个卡片照相机。因为下一刻，这个笑容也许就永远不在了。

　　她给每个入院的病人都拍一张照片。她自己也有一个本子，每一页有一张病人的照片，后面附一张纸，写上关于病人的故事。

　　“时间长了，怕忘了，很多老人也都不在了。”过去袁捷曾经把给老人拍的视频和照片都存在电脑里，可是有一次电脑出了故障，资料都丢了。

　　虽然明知他们正走向弥留，但袁捷说，自己喜欢拍老人的笑脸，“在那些照片和故事里，我看到了在人生最后的一程里，时光、欢乐和尊严的重要。”

　　尊严地离去

　　被大家称作“花花”的老人60多岁，7岁时因病成了智障。袁捷经常聊起她喜欢的话题：花花，孩子生下来了么？“花花”便回答，生下来了，男女都有。她还喜欢趁熄灯后拆同屋人的枕巾，然后把线仔细捆成团。

　　当生命衰老并接近终点，很多人仍然坚持着最后的尊严。

　　胡奶奶见到袁捷就抓着她的袖子认真说：“袁护，我前几天跟您说要一个软的小凳子，您可给我想着点儿。”

　　她半身不遂，但是对自己特别严格，每天早上9点10分就拽着床栏杆站起来，数100下再坐下。

　　大家都知道，她不想让自己瘫痪在床上。

　　“小凳子和床栏杆是我的命。”胡奶奶异常严肃。松堂有超过半数的老人无法下床 ，甚至没法和人交流。

　　中国有句老话：寿则多辱。其实到人生的最后时刻，尊严是个经常被忽略的东西。

　　袁捷曾经去接一位74岁、病入膏肓的老人。他住在低矮脏臭的地下室里，自己的3套房子都被孩子们租给别人了。

　　临走时，老人从墙上拿下来一串珠子坚持要送给袁捷，“我觉得这是老人的一片心，所以当时就高兴地戴在腕子上。”

　　其实，这串珠子上面鼻涕黏痰都有，但袁捷没有摘下来。

　　到了松堂，护理员为他从上到下梳洗干净。第二天，袁捷去病房给他理发。第三天凌晨，人没了。

　　袁捷觉得，虽然只有3天，但老人是体面地走的。

　　如今，松堂也兼有养老院的业务。这里一共有300多张病床。透过窗户看进去，绝大多数病房里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有的静静看着窗外，有的自言自语，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生活。每间房门边都贴着他们的清醒程度：是否能交流、是否有意识。  

　　李新容36岁，1999年从四川老家到北京，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松堂当护工。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9位老人洗漱，喂早饭、换尿垫⋯⋯隔两小时给他们翻一次身。

　　她告诉本刊记者，对外祖母的离世记忆犹新。在离开家的十几年里，她亲手送走的老人有四五十位。

　　李新容每次都要陪老人到最后一刻。她会不自觉地握住老人的手，感觉他们的体温慢慢消失。

　　如果没有亲人在，护士或者护工都要握住老人的手直到他离开。这是松堂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李新容说，从来没人觉得这是一个约束。人在这时候，一切的关爱和不舍都发乎于心，情不自禁。

　　生离死别是这个职业的特点，也是磨难。

　　开始的时候，每走一个老人，袁捷就哭得不成。妈妈甚至为此不让她到松堂上班。袁捷后来劝慰自己：“活着的时候我善待他，等他真走了我就不会再流泪了。”

　　她在小本上随时记录老人提出的要求，想办法尽快完成。

　　在她看来，有很多事情是等不了的，尤其是吃。

　　有位病人，5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到了后期，已经非常虚弱的他突然想吃六必居的咸菜。

　　袁捷下班都回到家了，猛然想起这件事，赶紧又出门去买。

　　吃到咸菜这天晚上，这病人就没了。

　　这事情给了袁捷极大触动。她后来经常想，若不是当天又出门去买，这病人就会带着遗憾离开。

　　还有个年轻人，到最后因为腹胀，肚皮都快透明了。袁捷总守在他旁边，陪他说话。

　　“你怕死吗？”袁捷问。

　　“我不怕死，我就是饿。”他回答，肚子已经胀到一滴水都咽不下。

　　袁捷对那个小伙子说，那就别饿着上路。

　　她让小伙子把饭在嘴里嚼嚼、再吐出来，至少尝尝味道。小伙子很高兴地“吃”完了这顿饭。

　　这顿饭后5个小时，年轻人化成了骨灰。

　　生命多么令人悲悯。无论经历何等荣华，这最后的渴望，不过就是满足一点儿口欲。

　　最后的平等

　　松堂在极力使自己更加阳光和快乐。又或者，拜访者可以从正面去理解这里对于生命的意义。但不可避免的是，它仍是一个能够感受死亡的地方。对于平凡人等，就是感觉“难受”二字。

　　不过，这里仍有自己的生活和故事。

　　“别看我们这个医院不大，里面藏龙卧虎。”袁捷说，“我们这有蒋介石的秘书，张学良的兄弟，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也有打过孟良崮的，都是历史老人。”

　　只是，无论年轻时如何叱咤风云，又选择了怎样迥异的道路，如今同处一室，相逢一笑，共同面对生命的最后旅程。

　　跟袁捷关系特别好的一位老人，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溥仪的贴身侍卫。

　　他满口流利的日语，见到陌生人从来不说中国话。他还经常唱日本歌。袁捷说，这老人年轻时曾经娶了一个日本媳妇，应该还有过一个孩子。但孩子还没出生，就因为战乱和日本媳妇失散了。

　　如今他已经98岁，喜欢用沙哑的声音唱《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平实有些木讷的眼睛这时望着窗外，就会闪出些许光彩。

　　袁捷喜欢安静地听他唱歌，虽然有时候他讲起日本妻子，听起来是在描绘不同的女人。袁捷知道，人老了，记忆总是会混乱，即使对于他生命中最为珍贵的片段。

　　在这里，上到国家干部，下至市井小民，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有的一个人就需要一名护工照顾，有的八九个人同由一名护工负责。

　　有一次，一个家属来到袁捷办公室，啪地把一张工作证甩在她面前说，请把我妈妈照顾好，我是某某局的。

　　袁捷眼睛都没抬说，请把证件收好，我们对老人都是平等的。

　　当然，人们共同点更多一些——不愿意接受死亡。这房间里的苏爷爷一见袁捷就大声嚷嚷：“我老了，我是不是快完了。”袁捷每次也对着喊：你没老，你好好活着吧。

　　每天这么对着喊一次，苏爷爷一直活着。

　　优死，人生收尾的童话

　　松堂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不仅指那些逝者，还有在这里服务的人们。

　　松堂设有一个佛堂，院子假山顶上的亭子里，供着一尊佛像。亭子两旁的木匾上书：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松堂副院长朱林是一名居士。他办公室的外间也是一个小型佛堂。桌上整齐地供着很多佛教书籍和音像制品，碰到有缘人，他也把这些书籍送给对方。

　　虽然只有30多岁，但他对生死的解释是：人生就是一个圆，优生和优死同样重要，“一个非常认真对待死亡的民族，就是一个有勇气的民族。”

　　难以想象，他本科的专业，是美术。

　　松堂有很多护工，都很稳定，大多一干就是好几年。

　　李新容2010年回老家的时候，4岁的小儿子已经记不得妈妈了。

　　她从来没带两个儿子来过北京。也许是因为单位的特殊性质。

　　李新容说，自己并不是全家胆子最大的人。在松堂，不管送走多少老人，她都睡得踏实，也不关门。可一回到老家，有谁家老人去世，她经过人家院子旁边都觉得后背发凉。

　　其实第一次在松堂给老人穿孝衣的时候，她害怕极了。但后来，她总是盼着刚刚闭目的老人能突然醒过来。

　　本来，李新容的丈夫也在这里工作，去年回家盖房子去了。

　　如今让她有点欣慰的是，“男人也快回来了，一个人的心态和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可以聊聊天，说说以后攒够了钱干什么，一个人还是挺孤独的。”

　　袁捷家就在北京，她有一儿一女，每天都乐呵呵的，似乎没有烦恼。其实，她爱人已经患病去世好几年了。

　　在松堂，让人留恋的不是钱，而是人。

　　李新容每年春节都十分矛盾，因为老人们哭天抢地不让她回家。她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工作到什么时候。她甚至已经很习惯这里的生活。到北京十多年了，但对外面偌大的世界，李新容并不了解。她与外面的接触，不过就是用很短的时间去趟超市。

　　袁捷呢，在老人中间，她永远觉得自己很年轻、很快乐。但是她也想，等到孙子出生是不是要辞了工作给儿子看孩子去。

　　其实，袁捷曾经离开过松堂。有个婴儿曾经死在她怀里，最后几口气吐在她身上。然后，她就经常感到半身疼痛难忍。在家里人的要求下，她暂时离开了松堂。后来松堂扩建，她又受邀回到了这里。

　　每个在松堂工作的人，初衷未必崇高。但在这里，在这个经历了两万六千次死亡的地方，这些普通人却构筑了人生最后一个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