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灾乐祸要不得

　　哈罗德·詹姆斯

　　迁延日久的金融经济危机，先令美式资本主义受窘，后令欧式资本主义失信。如今，它似乎还要挫一挫亚洲模式的锐气。如果国家社会主义遭到失败，那是否表明，组织经济的正确方式根本就不存在？

　　次贷危机以及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成了误入歧途的代名词。美国模式似乎失败了，其名誉因入侵伊拉克和金融危机而大大受损。人们曾经梦寐以求的美式生活方式，如今看起来颇为愚蠢。

　　就在雷曼大崩盘之后，时任德国财长的施泰因布吕克曾说，它不仅是对美国，也是对其他那些将金融体系“美国化”的国家的挑战——尤其是英国。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度依赖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兜售的那些高度复杂的金融工具，“此次金融危机首先是美国的问题。七国集团其他欧陆成员国的财长也认同这一观点”。

　　对美国的批评不止于此。施泰因布吕克的继任者朔伊布勒延续这一论调，抨击美国的货币政策“不靠谱”，说它就是给美国金融业为虎作伥的。

　　但此类批评皆忽视了一点，那些没有涉足复杂金融产品的银行也遇到了麻烦。长期以来，银行监管者认定，最安全的金融工具要数工业富国发行的债券。结果来了一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其根源恰恰在于某些国家政府大手大脚的财务行为，特别是南欧国家。

　　批评者这下发现了一个新靶子。很自然地，许多保守的美国人乐见，其眼中的欧式“税收—支出”模式濒临破产，连带着“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福利国家一起玩完。

　　批评欧洲庞大的转移支付，并非毫无道理，比如，说法国、希腊和意大利的公务员可以年纪轻轻就退休一点不假。而且严格的劳动法规也的确让许多公司不敢雇用新员工。但此类批评仅仅抓住了欧洲难题的一小部分。

　　希腊和西班牙的财政问题，原因之一在于斥巨资于高科技、大项目：奥运会设施、新机场、高速铁路等。而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危机爆发前本没有财政困难，而且不动产繁荣推动的经济高增长似乎反倒预示着新一轮经济奇迹。

　　近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中国成语叫作“幸灾乐祸”：巴不得别人、别的国家，踩上一块大大的香蕉皮。亚洲的批评者看看美国，看看欧洲，很容易相信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正在崩溃。

　　幸灾乐祸有很多种。俄总理普京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乐于认为，他们国家在经历外债违约后打造起来的那种备受管制的经济社会，比无国界资本主义更可取。但如今，这两位同幻灭的民众关系都颇为紧张。

　　简言之，各大经济体的病因比一般认为的更加相似。怀着幸灾乐祸之心去应对全球挑战，会导致短期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人们总喜欢自以为幸运，能够逃过已降临到别人头上的那一劫。但很快，他们踩上了属于自己的那块香蕉皮。说真的，今日全球经济，就好比是出了一群经济模式纷纷滑倒的乱子，到了明日，可能更要沸反盈天了。

　　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组织经济的方式是绝对保险的呢？如果问的是有没有确保永久安全或保有永久优势的方法，答案是“没有”。

　　不同模式的比较，根本上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财富与繁荣的绝对安全之路。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迅速导致模仿，于是创新带来的高利润只能是短暂的。从长期来看，国民财富的领先只是暂时的，就像做任何一种生意，突出的业绩不可能永远持续。

　　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期间，纺织、钢铁和铁路工业的先驱和发明家，整体上都没能成为巨富：他们的利润很快被竞争所摊薄。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增长的逻辑变了，因为公共政策和资源可以用来保护积累起来的财富，令其免受竞争压力的侵蚀——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

　　在“特定增长模式”这一理念背后，隐藏着一个信念，即一种合理地组织起来的国家形态，或多或少有助于赢得并维持经济繁荣的果实。但无论国家怎样自我组织，也不可能比个人的自我经营更高明。（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翻译：芥生。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