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赵德明：什么是拉丁美洲文化的身份？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部情绪很浓的小说，翻译这样一部长篇，情绪上的推动力是什么？

　　赵德明：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就是我想探索的：走到21世纪，人类焦躁、悲观的境遇是否带有普遍性？翻译之后，我清楚地找到了答案：非常悲观、焦虑，对人性中恐怖的部分很愤怒，但同时又很漠然。这里面有一种“恐惧”和“逃离恐惧”的深刻需要，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很无奈。所以，《2666》是本关于当下的书，回答的是历史走到今天——人类走到21世纪了，总体状况怎样？这就是我翻译的动力，翻起来很带劲。

　　日报：你认为《2666》对我们的现实境遇的核心描述是什么？

　　赵德明：我曾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历史“像一列驶向深渊的高速列车”。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出了问题，而决定列车方向的是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今天我们讲“和平”与“发展”，主题很好，但同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我们讲“科技的发展”，但科技进步解决的只是技术手段问题，谁来解决伦理道德问题，谁管良心？良心是我们的原初，人类欲望深层的合理性靠法律是管不住的，道德评价也很苍白，只能靠良心制衡。文学表达人类的良心，这是文学了不起的地方。

　　日报：评论称《2666》“全景小说”（又译为“总体小说”），在你看来，“全景小说”应当包含哪些特征？

　　赵德明：《2666》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是“全景小说”的一个开端。全景式小说需要有世界性的视角，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对乡土、地域、民族文学观念的突破。这与波拉尼奥等一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的亲身经历有密切关系。以波拉尼奥为例，他1953年出生在智利，20岁时赶上了智利军事政变，许多左翼青年作家被迫流亡海外。波拉尼奥就辗转到过古巴、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那是一段苦日子，更为痛苦的是思想信仰上的迷惘。在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纷纷改制的90年代，这些作家已经是中年人了，他们原来的信仰模式被一一摧毁。他们的精神近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怀疑一切成了他们观察社会与人生的唯一尺度。进入21世纪后，这种怀疑态度愈加深刻。

　　日报：在你看来，拉美文学最重要的内在价值是什么？

　　赵德明：“与传统决裂”是拉美文学的一个特点。拉美的作家都不跟风，这一点倒值得我们借鉴。不会说出来一个博尔赫斯，就大家都是博尔赫斯，恰恰相反，即便博尔赫斯这样的大师，也是学了人家再抛弃人家——这变成了一种拉美文化的特征。所以，拉美文学的风格和手法特别生动、多样，很少模式化。

　　为何如此？有一个根本的原因：20世纪，拉美的文化人有一个共同的命题——什么是拉丁美洲文化的特质——这是他们骨子里的一股动力。19世纪下半叶，这个问题表现得尤其明显，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独立了，文化身份是什么呢？“找身份”是拉美文化人一百多年来的任务，直到60年代“文学大爆炸”时期初见端倪。当时出了一本书，译过来叫《我们的作家》，结集出版十多个作家的采访记，“我们的”很明显地表明了他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