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民工网络订票难题需完善中间服务环节

　　近日，一位重庆籍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信中抱怨，网络获票方式不利于知识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很多人都不会上网，农民工更熟悉排队取票。此次春运，铁道部不仅采取实名制，而且强化了网络和电话购票，减少通宵窗口排队，避免出现过去几十万人滞留车站过夜。

　　“黄庆红的信”反映的是过去熟悉的经验或知识在新的环境或者创新下“贬值”或者“弱势”了。但这或许并无不妥。我们的邻国——无论印度、俄罗斯和泰国——都是火车票实名制与网络电话订票相结合，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农民工兄弟的素质不如印度，他们也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群体。

　　即使短期不适，我们相信民间自发存在的订票系统也能缓解这个问题。“火车票实名制”尽管遭到很多人的抱怨，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为最终的购票者提供了某种博弈能力。简单地说，在没有实名制的情况下，黄牛党是“中介”和“囤积者”，有极强的定价能力。最终购票者想要返乡，就不得不在最大程度上遵从黄牛的定价，以至于一些幼稚的人认为，这种遵从源自于火车票定价还不够高，或者黄牛价反映的是市场均衡价格，所以火车票应提价。

　　火车票实名制的引入则会增加最终购票者的博弈能力，因为人、票、证三者必须一致。黄牛最擅长的是控制“票”，现在票有了“依附性”，要顾忌“人、证”，那么黄牛就失去了“囤积者”角色，他或许有时变成了服务性的“中介”，比如为不会上网的农民工上网订票，从中收取一些费用；或者收集多人信息，代替旅客买票，并收取费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种费用在新博弈结构下是合理的。

　　现实的严峻也迫使黄牛面临新的挑战，他们要恢复过去的“黄牛地位”，成为“新黄牛”，就不仅要控制票，还要制造假的身份。所以他们的操作方式就要伪造和使用假身份证件套购车票、持他人或假证件进站倒票、以实名购票为幌子进行诈骗等等。比如，他们用软件按照身份证号规则生成一大堆假身份证并造之，上网订购车票，然后再将票和证“捆绑”高价出售。

　　当然，他们套利的另外一个基础是人们对春运出行时间的优先选定，以及在这种选定下的价格追逐。坦率地说，近年来随着铁路网的一些项目积极上马，以及航空、公路、自驾回家等其他方式对人流的“分流”，目前中国整体的运输能力是能应对春运这40天铁路2.35亿人次。只不过人们看到春运的拥挤，就说运力不够，就像上下班高峰有堵车一样，不能立即断言一定是路网不足，因为在平常时期，相当部分运力是闲置的。如果春运都不拥挤，那么铁路平日一定会巨亏。如果人们都希望在放假的第一日——假设1月16日——就能立即坐上火车回家，那么该日的车票就因为人们的密集选定而变得昂贵。这也是“黄牛”热衷于选定某些日子和路线“投机”的利润基础。

　　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让银行成为网络或电话订票最重要的“订票中介”，购票者向自己的开户行申请，银行从中收取手续费。它的好处在于，首先，农民工即使不熟悉“12306.cn”，但他一定熟悉自己的银行，这没有任何问题,其他的事务则让银行去熟悉；其次，“新黄牛”制造的假身份证，是无法通过银行审核的，因为银行拥有最准确的实名制记录，即使黄牛用代购的方式虚报，也不会得逞，很容易查到人证不符，相当于审查再一次提前到了购票前阶段；再次，铁路部门可以分配出票源照顾农民工的数量和出行高峰期，而银行则可以从申请人的日常收入和存款量来判断该申请人是否真的是农民工，当银行统一提交购票申请，由铁道部集中受理，在一些时间段上向农民工倾斜。最后，然后购票者在银行窗口或者销售点取票，相当于大规模地扩大了取票点。这一方案可以较好地解决取票难、“黄庆红问题”以及“新黄牛”这三大问题。须知，只要普通人购火车票比较顺利，那么春运将会变成春节的一个快乐前奏，而不是痛苦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