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外资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6日评论版头条文章：根据商务部2011年12月15日发布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显示，2011年1至11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87.68亿美元，同比增长18.54%。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3.15亿美元，同比增长7.56%。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占整体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表明外商投资正在向我国未来最重要的产业----服务业转移，我国利用外资正式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外商加大向服务业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国家经济安全，是一柄双刃剑，因此，这一新趋势的出现，需要我们采取新的政策积极应对。

　　一、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高速增长及其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9年之前，这一阶段服务业利用外资在数量上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是相对称的，但整体来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质量较低。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服务业利用外资超过了FDI总额的1/3。其原因是，在80年代，国门初开，对宾馆建设、旅游服务等需求大增，外资在这些行业的进入较密集，从而出现了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第一次高潮；根据统计数据，在1979-1990年，投资于房地产业与社会服务业的FDI占到服务业FDI总额的60.3%。在90年代初期与中期，外资大量进入到房地产业，其利用外资比例很高，最高的年份达到了50%以上。在整个90年代，房地产业与社会服务业占了第三产业FDI的67%。

　　第二阶段是1999-2005年，服务业利用外资一直保持在FDI总额的1/4左右，比较稳定。这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以及发展潜力是不相吻合的。这一阶段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较少的原因在于，服务业本身比较分散，具有小规模作业的特点。而对于需要大量资本的行业，例如，航空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医疗服务业、零售业等，政策限制比较多，外资进入困难。从已有数据来看，外资进入到服务业，主要是进入到了房地产业与社会服务业。

　　第三阶段是2006年至今。这一阶段是显著特征是服务业利用外资数量高速增长，质量稳步提升。从总量上看，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全部外资的比重从2005年的不足1/3，增长到2010年的接近1/2，再到2011年的超过一半。从质量上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房地产业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科技研发服务业、零售批发业等增长十分迅猛，成为了服务业中利用外资增长最迅速的行业。

　　我们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爆发式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服务业全面开放。自2006年 12月11日起，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我国服务业全面开放，尤其是在零售、金融、交通运输等行业全面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到中国。

　　第二，我国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与庞大的服务需求市场。近30年来，我国一直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对外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到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全面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及其不断升级的需要，将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而自2008年开始，我国人均GDP开始突破3000美元，步入服务业高速发展阶段，这些都是外资进入中国、打开中国服务需求市场的重要原因。

　　第三，我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和不断完善的社会法治条件，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稳定了服务业投资的收益预期。例如，2011年9月7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表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在所有14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0，超过了全球很多国家。

　　二、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新格局

　　2005年，我国利用外资总量为603亿美元，到2010年增长到1057亿美元，5年间共增长了454亿美元。与此同时，服务业利用外资数量从149亿元增长到了499亿美元，增长了350亿美元，占了全部增量的77%。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服务利用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并不单纯是一个总量问题，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新趋势。

　　第一，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研发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以代表研发投入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为例，2005年该行业实际利用外资仅为34041万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196692万美元，5年间增长了4.78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选择中国作为其研发基地。根据麦肯锡2010年的一项调查，在后经济危机时期，研发于在华跨国企业发展中被重新急速提上日程。近60％的高管称，研发将是当年的首要议程或者位列前三项议程之中，而一年前持此观点的高管比例为47％。而且，跨国公司也正在将中国的研发基地进行升级，许多跨国公司都准备将其在华研发中心的角色从以技术支持型和产品本土化型向技术跟踪型和全球研发中心型转换。也就是说，跨国公司正在将其布局于中国的研发基地作为其全球研发的一个重要环节。如2010年初，微软将位于北京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升级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统领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东京、首尔、悉尼和曼谷等地的分支机构，成为微软在美国之外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研发基地，并从事计算机领域最前沿的基础研究。

　　作为对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响应，以及出于更加深度开发中国市场的考虑，一些跨国公司还通过研发投资，正在真正尝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研发”的努力。例如，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为了充分发掘本地人才的潜力，已雇用超过1000名中国研发人员，并计划继续大举扩充本地研发力量，力图以用中国的成本研发世界级的产品。

　　第二，因政策的放开，批发零售业正在成为外资增长最快的热点行业。2005年，该行业实际利用外资仅为103854万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659566万美元，五年间增长了5.35倍。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我国于2004年12月11日前将取消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在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自2006年3月1日起，商务部将外商投资内地商业领域的部分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这一限制放开之后，全球零售业巨头纷纷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零售业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

　　第三，房地产业吸引外资的比重稳步提升。受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高涨、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影响，房地产业一直是服务业中吸收外资最多的行业，其占全部服务业吸收外资的比重稳步提升。2005年，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仅为541807万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2398556万美元，占全部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比重从38%上升到48%。

　　第四，外商进入中国服务业的方式日渐多元化。近年来，外资有中国服务业的投资呈现出独资化趋势，以并购方式进入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例如，2005年7月，英国最大、全球第三的零售商特易购与顶新集团旗下的乐购连锁店联合，以并购方式进入到中国的零售业。2006年，先期进入中国的国际零售业巨头百思买（BestBuy）宣布斥资1.8亿美元控股五星电器，沃尔玛同意出资约10亿美元收购中国本土超市好又多。2010年，韩国韩亚银行收购吉林银行股份，金额3.16亿美元。

　　三、积极应对利用外资的“服务经济时代”

　　我国服务业成为吸收外资的第一大产业，意味着我国利用外资将进入到“服务经济时代”。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使我国原来建立在以吸引制造业外资为主导的开放思路需要重新检视，并积极进行调整以应对这种变化。

　　第一，直面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在服务业利用外资方面，我国的优势并不如制造业那么明显。例如，我国在人力资源方面，较印度等国存在明显差距。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远远高于印度，更高于越南等国家。而且，各国为了吸引外资，在开放上的步伐也正在加大。例如，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于服务业，印度于2011年通过了一项争议多时的法案，采取了包括放宽零售业海外投资相关法规，准许沃尔玛及其他国际超市和百货商场连锁运营商持有印度合资公司51%的股权等重要举措。巴西财政部12月1日宣布，将外国人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债券的金融交易税由6%降至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需要重新审视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优势，直面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

　　第二，积极发挥我国的服务需求市场优势，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服务企业，为我国产业升级做贡献。随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不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向，而是为生产提供服务的领域成为效益产出的主要领域。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过程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其规模也随之不断增加，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发达国家以通信、金融、专业服务业、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总服务业的50%以上，而且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我国应充分发挥制造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外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服务企业，利用其为我国制造业升级转型提供支持。

　　第三，完善我国的法治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研究表明，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依赖于良好的法治水平、高效透明的政府管理、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我们应积极清理各种不利于服务业发展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与政府管治水平，大幅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积极采取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为吸引高水平的服务业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更加积极灵活的开放政策。首先，要完善全面开放的格局。一方面深化沿海地区的开放，另一方面扩大内陆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其次，要积极重视各种无形产品的开放，如文化产品市场的灵活开放、金融领域的稳步开放；再次，要积极推进各种试点，如推进数据自由交换的“数据自由港”试点等。

　　四、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我国利用外资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之后，面临的环境将更复杂，有大量理论与政策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国家经济安全。从整体上看，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比制造业更为深刻。而且，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与其本身的规模或占GDP的比重可能不相称。例如，信用服务业本身是一个很小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所涉及的信用评级等，直接与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又如，审计等专业服务，其本身规模也不大，但是，在国外相关企业全面控制了我国高端审计市场的背景下，将有可能导致我国国家经济数据不安全。因此，积极吸引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同时，应对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有更积极与灵活的政策。既不能单纯以外商投资的规模或外资市场占有率作为管制的标准，也不能以行业规模作为管制或国家安全的标准，而应该建立一套综合性的、全面的管制体系。

　　第二，要强调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完整意义上的开放，还包括如何“走出去”以及对内开放的问题。服务企业走出去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短板”，既需要企业自身提高竞争力和对国际市场的适应力。但政府也可利用财政税收、信用担保、金融支持等手段助推服务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到目前为止，已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中的100个。其中，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分销等服务部门均已向外资开放。相对于对外开放而言，我国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却明显不足。服务业对内开放明显不足的原因在于“所有制垄断”和“地区垄断”。“所有制垄断”的症结在于对民营资本的歧视政策，许多高利润服务企业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而地区垄断主要因为保护主义，不让非本地服务要素或资源进入。所以，对内开放的核心就是要打破“垄断”，坚决贯彻“非禁即入”的政策，取消对非国有资本或者非本地要素的不平等做法。（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李勇坚博士与夏杰长研究员  编辑   邓睿   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