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式创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姜汝祥

　　如果问1984年以来，中国有哪张报纸以服务中国企业改革为己任，《中国经营报》无疑排在最前面。这张报纸不仅参与并推动了中国企业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更重要的是，它用自身的变革，实践坚持着中国企业改革所提倡的基本逻辑。一个例子足可说明：1988年3月22日《中国经营报》的头版头条《“乌纱帽”何足恋 企业家已足矣》，这篇稿子即便是放到今天，甚至十年后，我觉得都不过时。

　　近些年来，我们不太讲改革，而更多讲发展；我们不太讲民营企业改革，而更多讲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但如果我们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去看，真正的逻辑却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力量的挖掘。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切似乎都很伟大，唯独在经济机制上，几百年来摆脱不了一个基本的制约——对“能人”的依赖。而市场经济恰是把平凡的人从“能人依赖”中摆脱出来的机制，也正是这种机制，创造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

　　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一逻辑上我们终于发现，“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背后的逻辑，仍然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只不过过去主要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松绑，现在主要是从市场体制到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创新，未来主要是“全民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与组织创新，没有经济发展主体“企业家”与“企业员工”的解放，哪有创造力的解放？而当我们把制造到创造的关键点聚焦于体制中的企业家，或者企业中的员工，而不是技术或设备的升级，一切又似乎回到了三十年前的原点，那就是 “改革”。

　　同样，国家“十二五”规划强调经济发展，从而替代了“十一五”规划强调的经济增长，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转型，但伟大的转型之路从哪儿开始？我觉得仍然要从重新认识广大的成长型民营企业开始。民营企业不转型，经济转型从何谈起？问题在于，民营企业的转型同样不是一个观点问题或技术升级问题，民营企业转型更多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对于那些度过了个人财富期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制度环境，让他们不再为财富奋斗，而是为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奋斗。否则，富人的移民潮将导致中国经济空壳化。

　　上世纪80年代，柳传志、张瑞敏、王石、李东生等体制内的普通人，借“体制改革”之力量创业成功，缔造了中国优秀的一流企业，他们也成为今天中国商业舞台最耀眼的明星。从这个意义上讲，联想、海尔、万科与TCL这批企业的发展历程，体现的是中国改革的力量，而改革的核心在于解放每一个普普通通人的潜力。

　　而对人的潜力的释放过程，我们就叫创新。在这里，显然我们不再把普通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当成创新，而是把激发技术人员创造精神的机制当成创新。我们也不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当成创新，而是把释放企业家精神的机制当成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严重落后这样一种不合理现象，完全可以追溯到民营企业家背后金融体制对“固定资产的偏爱”，当银行强调必须用固定资产抵押才能贷款时，企业会发展向何方？

　　基于对人的“创新”定义，以及基于对人的束缚的“改革”追溯，让我们懂得要打造“苹果”这样创新型的公司，前提首先是要反思像格兰仕、比亚迪这样的中国优秀公司，为什么他们对低成本劳动力如此迷恋；反省移民的民营企业家中，有多少人是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才转而放弃奋斗；反省像联想、TCL、华为国际化历程所暴露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得到主体企业家群以及主流媒体足够的关注。

　　一个容易忽视的事实是，国内企业对低成本劳动力的迷恋背后，是创造性劳动者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激励。要知道企业家过早追求消费与享受，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的衰竭。要知道联想、TCL、华为今日之国际化，乃是为明天所有中国企业探路。

　　我想，这也是《中国经营报》这样一份有使命感的主流媒体的追求，那就是通过聚焦中国企业成长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历史进程。

　　十年前，我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那时正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深感中国企业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我写了很多文章呼吁中国企业反省自己的发展战略。当时我投了很多报刊，无人采纳，感谢《中国经营报》采纳了我的文章，并开辟了专版“五百强论剑”，从此，像我这样一批海归的“新管理专家”找到了一个与民营企业家对话的窗口，也让我由此走上了十年服务中国成长型企业的咨询培训之路。

　　今天之《中国经营报》已经成为中国主流商业媒体的领导者之一，今天之中国企业也来到了一个新历史阶段。对于一家致力于追求中国商业文明建设的报社而言，27岁的《中国经营报》 仍然很年轻，正如她所服务的中国千千万万成长型企业一样年轻，年轻最大的资本就是拥有未来。作为一个并不年轻的管理专家，我希望自己因融入这家优秀的报社而年轻，并拥有未来！

　　作者为锡恩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