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改革面临“三座大山”

　　本报记者 王超报道

　　今年的一号文件尚未正式面世。不过，其主题已经浮出了水面，即农业科技改革。

　　较为具体的内容是，2012年，中央将围绕确保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增长的目标，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步伐，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最终目的仍然是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

　　在我国农业生产隐忧涌现的时刻，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然而，要想实现农业科技改革并非易事，它需要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扶持。

　　创新之难

　　近年来，我国支撑现代农业的新成果一直偏少。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大多数国产农机产品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水平。

　　1月6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赵刚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偏少的原因在于农业科技创新的体制不畅和评价机制的不合理。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不顺主要表现在，科研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条块分割，难以形成合力。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管理分属多个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农业科研机构之间缺少合理分工和有效协作。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所长杨福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我国目前的科研项目和实验室分布在各个部门，像一个个“信息孤岛”，重复研究多，联合攻关少，任何产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全方位突破。

　　此外，我国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也不合理。我国的科研项目都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制，比如5年。但技术创新靠长期积累，不是靠一个课题组三五年就能解决的。例如，植物新品种培育需要10年，动物新品种培育需要20年以上。

　　对此，赵刚建议，我国应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可以根据自己对市场的了解和预判，自行组织专家进行研发。研发的成果由企业进行产业化、市场化。国家可以给予企业的研发机构一定的支持。例如，让公司承担科研项目，并向其划拨科研经费等。“这样做并不会违反WYO原则。”

　　推广之难

　　日前，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潘海平透露，我国农业科技虽已取得重要进步，但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水平仍然不高。“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县乡一级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基本都处于“网破、线断、人散”局面。

　　推进我国农业科技转化就需要重建推广体系。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原先从农业部到省厅到市局到县乡站点这一行政体系式的农技推广系统重建不能搞一刀切。公益的要归公益、盈利的则要归盈利。

　　李国祥称，像病虫害统防统治、良种推广这种公益性的工作应该仍由原先的农技推广部门去做，并逐步增加这方面的经费、人手和编制。而那些跟市场关系较密切的农业产业，应该更多地遵从市场规律，从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根据市场和农民养殖户的需求去匹配科技资源。

　　郑风田则建议，政府必须重新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考核机制。新的考核机制中必须有农民的声音。政府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做农民满意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该乡镇农业科技推广负责人进行考核。满意度很高，政府可以考虑予以奖赏；满意度过低，政府则应主动将其拿下。

　　市场之难

　　在解决创新和推广问题之后，我国农业科技面临的下一个难题就是市场的挑战。由于外资的强势入侵，我国农业科技的市场化必然会遭受外资的激烈竞争。在这一层面龙头企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科技创新力量不足，推广体系瘫痪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科技领域的企业大多呈现出小而散的特征。企业这样的现状很难与跨国公司进行抗衡。所以，组建一批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成为了摆在中国高层面前的一大课题。

　　赵刚表示，国外著名的种子公司如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通过收购、兼并，迅速成为巨无霸式的国际种业公司。中国种业需要培育自己的种业巨头，借助于战略联盟，走集团化品牌经营道路，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整合多个企业的优势资源，打造中国种业的“航空母舰”，才能快速提升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种业兼并重组一定要走出一个怪圈，即过度依靠国企。“我国要走出单靠行政命令组建大型企业的怪圈。经验表明，靠行政命令捆绑起来的大企业大多都是大而不强。组建‘航母’必须靠市场的力量。政府部门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赵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