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毅：“扩大消费”与“投资消费的良性互动”之辨

　　文/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罗云毅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罗云毅在《中国投资》上撰文指出，首先是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由此引致高投资率及经济和收入的快速增长，最后实现消费的高增长，也即扩大消费。这就是所谓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

　　“十二五”规划纲要十分重视投资消费关系问题，并从政策导向角度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和“促进投资消费的良性互动”。

　　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消费水平，投资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提高消费水平，对此大家都赞成，应该没有什么分歧。但在此前提下，对扩大消费究竟应怎样理解，“投资消费的良性互动”有什么具体含义，二者又是什么关系，现实中就有不同看法了，需要进一步讨论。

　　对扩大消费需求，有几种理解。其一是理解为消费规模不断地绝对扩大，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考虑到我们的消费规模实际上年年都在扩大，从这个角度展开讨论似乎没有更多必要。第二种理解是将扩大消费理解为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即提高消费率。这种理解的背景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率确实低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率,另一方面是我国的消费率近年来还在不断创历史新低（参见图1和图2）。 对这种情况,人们一直高度关注。2002年，党的十六大曾明确提出“调整消费投资比例，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十二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又有不少要大幅度提高消费率的呼声，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制定提高消费率的“硬性指标”，并采取“硬性措施”。“十二五”规划颁布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先生也曾谈到：“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2003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连续7年维持在40%以上，2009年高达47.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最终消费率却持续下降。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8%，比2000年下降14.3个百分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忽视消费、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终将是难以为继的。”看来，将扩大消费理解为提高消费率不仅具有相当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是主流观点。

　　我觉得对扩大消费的讨论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角度，就是将其理解为使消费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或者说是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较高的消费水平。从实证的角度看，虽然我国的平均消费率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但是我们的消费增长率是最高的。

　　就我个人理解而言，使消费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恐怕比提高消费率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的意义，更应放在扩大消费这样一个战略思想的最核心位置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长期角度看，即使消费率较低，较高的消费增长速度也能使消费者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高的消费水平。而较高的消费率若无较高的消费增长速度支撑，只是能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高的消费水平而已。稍一延长考察期，即可观察到这种消费模式下消费水平变动的疲态。

　　为便于说明，以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模型测算：假设消费与GDP同步增长，有两种消费模式，模式A为高消费率，达85%，但消费增长率较低，只有3%（类似美国消费模式）；模式B为低消费率，只有50%，但消费增长率较高，达8%（似与中国消费模式相近）。那么，在消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各模式每年的消费水平变化如表所示。

　　如果仅观察前几年，则模式A所显示的消费水平要远高于模式B，其中基年的消费水平要高出35个单位之多。至第12年，二者的消费水平已基本相当，但至第13年，模式B的消费水平已高于模式A。到第20年，模式B的消费水平已反超过模式A 67个单位。

　　从这个简单的模型测算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扩大消费的目标定在尽早实现较高的消费水平上，则消费增长率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对消费率似可不必那么在意。

　　讨论至此，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些问题，即我们有没有可能同时实现高消费率和消费高增长率呢？进一步说，提高消费率和使消费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较高的消费增长率呢？

　　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萨缪尔森教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性论述： “用宏观经济学语言说，相应于收入的高消费会引致低投资和慢增长；相应于收入的低消费会引致高投资和快增长。②”我个人理解，萨翁所讲的“相应于收入的高消费”是指较高的消费率，“低投资”是指低投资率，而“慢增长”是指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很明显，就我们所关心的消费而言，在“慢增长”的大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较快的消费增长率的。按世界银行统计，美国1990-2010年的平均消费率高达84.7%，但同期消费增长率只有2.6%，这可以说是一个消费率高、消费增长率低的典型。反过来，按萨翁的教导，我们可以推论出，较低的消费率必然导致较高的投资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实现较高的消费增长率。我国1990-2010年的平均消费率只有56.1%，但同期消费增长率却高达8.6%，正好是一个消费率低、消费增长率高的典型。

　　由此，我们得到的判断是：高消费率和消费高增长率实际上难以并存，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更明确地说，如果我们把扩大消费定义为争取实现和保持消费的高增长率的话，按以上的分析逻辑，低消费率恰恰是一个前提性条件，是必须有所在意、不容忽视的。

　　应看到的是，这里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涉及所谓投资消费良性互动问题。 在以上分析中，投资消费二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从长期角度看，要想实现消费的高增长，必须有经济和收入的高增长；要想有收入的高增长，就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在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要想有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就必须以技术进步和相对较多的资源投入为基础。如果这里抽象掉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及一般资源品的投入，则较高的投入主要体现在人均物质装备水平的快速提高方面。所谓人均物质装备水平，就是人均有多少固定资本，有多少汽车，有多少数控机床，有多少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提高人均物质装备水平靠什么，当然不能靠提高消费率，还得靠高效率高强度的投资。其中投资效率要靠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和制度的广泛领域）保证，而投资强度则必须以较高的储蓄率，或者说相对较低的消费率为后盾。简而论之，首先是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由此引致高投资率及经济和收入的快速增长，最后实现消费的高增长，也即扩大消费。我以为，这就是所谓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吧，希望在这一点上能与决策当局取得一致。当然，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现实中总有一部分人宁愿选择高消费率——低投资率——低消费增长率的生活方式或是其他什么方式，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

　　注释：人民日报 2011、3、17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P332，华夏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