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改革要有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决策机构

　　夯实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经济参考报：实体经济投入下降、非实体经济特别是各种金融产品和房地产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这反映了怎样的深层问题？

　　金碚：发达国家经济已经越来越具有“金融依赖”性，即实体产业的活力和创新力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刺激”和“宽松”政策，实质是货币本位的腐蚀和财政纪律的松弛，以应对实体产业乏力的窘境。发达国家经济的高度“金融依赖”必然对开放的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金融依赖”的趋势：例如，政府增大流动性供应以保持经济增长、银行和股市向企业输血、企业靠非主营投资，如金融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获得盈利、金融活动的获利性远远高于实体经济活动，而实体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却感觉越来越困难，当陷入严重困境时又不得不依靠金融输送来挽救，而且金融输送必然产生副作用。所以，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产业能够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经济参考报：当前中国实体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遇到市场需求的制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工业发展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将来得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推动经济增长？

　　金碚：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体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其中，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仍然是未来至少10至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领域。中国现阶段，无论哪个产业的发展，包括城市化的推进，都首先要依赖于工业的支撑。中国的资源、环境、民生等重大问题的解决也都要依靠更发达和强大的工业。而且，中国工业自身的每一个产业都还有很大的升级和精致化发展的空间。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仍将以显著高于第三产业的速度增长，而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将在三个产业中居首。只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第三产业一些领域的价格上涨，而第二产业产品的价格下降，才会在以现价计算的产出比例上表现为第三产业比重的显著上升。

　　总之，应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但这必须以更发达的制造业为前提和基础。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必须以高技术的工业为物质载体。

　　经济参考报：我国实体产业发展应该说一直领先于其他产业，发展至今，似乎已经碰到了天花板，要想进一步突破您觉得出路何在？

　　金碚：实体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资源约束和环境标准提高的压力，但是，要应对这些挑战又必须依赖于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改革30多年来，工业率先改革开放，而其他领域改革开放长期滞后，这致使制造业的经营环境相对恶化。当前表现在工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是由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所导致。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更大的压力。有些地区发生“去实业”和“去制造业”现象，主要是由于产业间比较利益关系的变化对制造业的不利影响和实业经营环境不善所导致。

　　所以，保持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是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的路径必须改变工业“单兵突进”的局面。做扎实、做精致实体经济，特别是夯实先进制造业，是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

　　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劳动体制、投资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应加快改革，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参考报：改革要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的确非常重要。您认为改革的方向和步伐应该怎么把握？

　　金碚：必须进一步理清改革目标思路。要避免将短期性政策不适当地长期化，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有效政策措施，不应成为长期强化固化的体制机制。有些政策和制度是解决特殊问题的有效方法，但不是正常情况下可行的有效方法。如果误将解决特殊问题的政策和制度认定为可以长期获益的中国的“优越性”，很可能误导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不能以更大政府干预来解决本身就是由过度政府干预所导致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也不可长期以频繁高力度的政策手段来替代由体制缺陷所导致的矛盾和问题。

　　同时，必须建立有效合理的改革决策机制。要使中国改革向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就必须要有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决策机构，或者建立各利益集团进行公平公正博弈的正式规则。同前30年的改革不同，现在的改革决策正越来越异化为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又缺乏公平公正的规则秩序，所以，总是“强者”决定改革方向和内容。这样的改革必然具有不合理的利益偏向性，难以保证所形成的体制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所以，只有有效的改革决策机制才能决定合理有效的改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