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先生不对：中国银行业暴利确实不正常

　　经济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茅于轼先生是笔者尊敬的少数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但笔者对茅先生1月9日发表的《金融行业赚的钱不是剥削和欺骗》一文，有不同看法。

　　 茅先生的大意是，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够创造财富，银行等服务业自己不能创造财富。实际上，虚拟经济也是创造财富的。金融业创造财富，主要是通过对资产的有效配置实现的。中国金融业配置了资源，赚取了利润，所以不仅不应该被抨击，反而应该大力肯定。

　　 茅先生还说，反对高利贷是不懂得金融业如何创造财富的另一例子。利息率高，说明“钱尽其用”了，没有理由禁止它。我们也不赞成高利贷，但是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恰好不是禁止它，而是鼓励大家都去放高利贷。资金市场上资金充足，利息率自然会下降。

　　 严格来说，茅先生的观点并无不妥，他说的不过是“刺耳的实话”。但茅先生说的这一切有一个大条件：在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成立。在半官半商、半市场半行政的情况下，正确的药方也会成为毒药。

　　 中国的银行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有本质的不同。西方银行是私人的，中国的银行是政府的（虽然也有私人的成分）；西方银行要靠良好的经营维持信用；中国的银行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国家的信用。中国储户坚信在任何情况下银行都不会倒闭，银行自身对风险防控也无需过分操心———反正有国家呢。这是分析中国金融业问题的最大前提。

　　 2011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创造的净利润，大致相当于全部2304家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这样的暴利不要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让人惊异，就是近10年来也是罕见的。

　　 去年银行的暴利怎么来的呢？主要靠了两件武器：负利率和高存款准备金率。

　　 在去年控制通胀过程中，央行主要采用了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提高利率的办法。这种通过控制贷款数量，而不是通过垫高资金使用成本控通胀的政策，带来两个重要影响。一是银行能从储户中取得廉价资金；二是“资金饥恶”加剧了实体经济对有限资金的争夺，抬高了实际贷款利率。一低一高，丰厚的息差就出来了。这里有两个“市场化”的问题：一是储户嫌存款利率太低，你可以不存啊！问题是不存银行，连那点可怜的利息都没有。如果放开存款利息，银行有了竞争，储户可以选择存款利息更高的银行。二是银行放贷时根据市场化原则，必然优先选择盈利状况好、风险较小的大企业特别是垄断大企业，而风险较大、贷款成本较高的中小企业几乎很难获得贷款。按照“市场抉择”的理论，谁让小企业弱来？你贷不到款活该！这样资源配置就越来越向优势大企业集中，而薄弱的小企业永远发展不起来。

　　 民间高利贷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到款，转而求助高利贷；一部分聪明的储户不堪忍受率利率，将储蓄从银行取出交给高利贷打理。有需有供，高利贷就产生了。高利贷以前也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去年这么疯狂过。所以，正是央行“重数量、轻利率”的调控政策，一手造成了银行的暴利和高利贷的猖獗。

　　 茅先生所赞成的“人人都放高利贷”，实际上是主张利率市场化。从这一点看，笔者的观点与茅先生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笔者认为，非市场条件下银行的暴利就是剥削和欺骗，必须制止和改变。如果通过放开管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来削减银行暴利，当然是最好最彻底的办法。但在市场机制一时建立不起来的情况下，应该及时动用行政力量纠正。具体来说就是：一，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二，小幅度提高存款利率；三，贷款利率不动。

　　 央行会这么干吗？经验告诉我们，降准有可能，但存款利率上浮、贷款利率不动几乎没有可能。央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大金融机构的发言权要远远大于储户和小企业发言权的总和。这正是现存体制的悲哀。

　　 回到原题。茅先生的论断让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立论》一文里的小故事：一家人生了小孩，某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招来一顿暴打。“这孩子将来要死”，是真理，但是很不合时宜。茅先生通过虚拟经济也创造财富，说明金融行业赚的钱不是剥削和欺骗，不仅忽视了中国金融业吃政策“偏饭”的现实，而且与当前中央强调制止资本虚化、支持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不合时宜，不招来暴打算万幸！

　　 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当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时候，现实是老大。当市场机制尚未确立的时候，拒绝行政力量介入就是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