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鸣响的俄罗斯钟声

　　毕禕

　　1月8日晚的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里，只稀稀落落坐了七成观众。新年期间各种演出大大分散了交响音乐会的观众人群，与一周前新年音乐会一票难求的局面相比，指挥张国勇和上海交响乐团以及歌剧院合唱团的这场俄国作品专场的上座率比较一般。但在我看来，这场名为“俄罗斯的钟声”的音乐会无论从曲目还是表演各方面都远远胜过大牌音乐家普列特涅夫执棒的新年音乐会。恐怕可以算作继穆蒂指挥舒伯特与莫扎特交响曲的那场音乐会以来，上海交响乐团的最佳表演状态。

　　张国勇的师承显然是正统的俄国学派。他的中国导师黄晓同是俄国一代宗师高克的弟子，而留学俄国期间，张国勇更是得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真传。因而，节目单里写到的“尤其擅长指挥俄罗斯作品”绝非虚名。作为职业指挥家，张国勇的确也显示出比普列特涅夫更强的对乐队的控制能力。

　　音乐会以柴可夫斯基脍炙人口的《斯拉夫进行曲》拉开序幕。这部常被当作应景之作典型范例来介绍的作品写于1876年九十月间，时值塞尔维亚与奥斯曼帝国开战期间。当时俄国站在持基督教信仰的斯拉夫人一边，派出志愿兵和医疗队帮助塞尔维亚进行这场战争。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就是为这时期的音乐会创作的。这部作品虽没有很大编制，却制造了震耳欲聋的音响。塞尔维亚民歌、俄罗斯国歌以及军乐等要素的穿插，令作品显得军事气十足，甚至远超过描绘1812年战争的那部序曲。曲子虽然不长，却充满对乐队的挑战。音乐经常在大国沙文主义式的咆哮和轻松戏谑之间摇摆，又由严格的进行曲节奏加以限制，这给演奏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在张国勇的指挥下，上海交响乐团以难得一见的整齐划一完成了整首作品，仅是聆听这一首乐曲已经不虚此行。

　　上半场的主角其实应该是沈洋。小伙子如今的档期非常繁忙，在上海逗留的时间相当仓促。最近他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变化，除了原先擅长的意大利歌剧和清唱剧曲目以外，他正在努力拓展俄语歌剧的曲目。对于一个低男中音演员而言，俄语歌剧显然是一座金银岛。伊万·苏萨宁、鲍里斯·戈杜诺夫、康查克汗、阿列克、卢卡·奇诺维奇，在这些人物低沉的歌声中，包含了俄罗斯深重的苦难。沈洋在这场音乐会里选择了两首所谓“绝命咏叹调”，都是主人公临终前的独白。

　　伊万·苏萨宁的咏叹调选自被称为第一部俄国民族歌剧《为沙皇献身》。主人公自知命绝，却依然坚定地保卫新沙皇。鲍里斯·戈杜诺夫则是一个被良心折磨的灵魂，因而他的临终更多表现了对地狱审判的恐惧。这两段音乐，尤其是穆索尔斯基所作的后一首乐曲都极具表现力。鲍里斯的终场混杂着清醒与模糊、恐惧与暴力、强悍与软弱。配以作曲家本人谱写的刺激异常的乐队与合唱效果（这个原版曾经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其他作曲家编配的“柔化版”所取代），相当震撼人心。沈洋所演唱的两个段落都散发着浓烈的沃特加的味道，令人期待他在俄语歌剧领域里的进一步发展。

　　音乐会最重头的曲目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钟》。据上海交响乐团考证，此次音乐会居然是这部作品在中国的首演。实际上这部完成于1913年的作品是拉氏在世时最满意的作品。上世纪30年代，拉赫玛尼诺夫在纽约和布鲁塞尔接受采访时两次强调，《钟》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只可惜上演的机会太少”。这部四乐章作品以巴尔蒙特翻译的爱伦坡的诗作《钟》为唱词，规模编制相当庞大，需要将近150名演员的协作表演。整部作品描绘了四种不同的钟声（包括銮铃声），从生机勃勃的马车铃声到温和的婚礼钟声，经历响亮的警钟，最后归于为死者鸣响的丧钟。拉氏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写道：“每一个俄罗斯人的一生都伴随着钟声度过。钟声总是唤起你内心的情绪，这种本能深深融进俄国人的血液……我们的信仰和希望正在远去，只有那钟声弥漫在广袤的大地上。”正是出于这种情感，性格内向的拉赫玛尼诺夫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一位匿名乐迷的建议，将爱伦坡的诗作谱写成大型交响合唱。

　　《钟》这部合唱作品的一、二、四乐章需要独唱演员。上海歌剧院的年轻演员不仅啃下了艰深的乐谱，更难能可贵的是做到了用字正腔圆的俄语进行演唱。

　　歌剧院合唱团的表现同样值得称赞。这部作品的合唱贯穿始终，特别是第三乐章“警钟”的段落，具有很高的难度。实际上这个段落是拉赫玛尼诺夫为1936年谢菲尔德音乐节重新编写的。根据《泰晤士报》当时的记载，当年合唱团在排练时几乎难以应付其中复杂的音乐。但当乐队与合唱团进行合练时，所有乐手才明白，自己辛勤的劳动是有所值的。这一次，上海歌剧院合唱团恐怕花费了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排练，否则很难想象能完成这样艰深的任务。

　　总的来说，1月8日晚的这场音乐会可谓是精心准备的结果。令人瞠目的是，实际上交响乐团、合唱团和独唱演员的联合排练不可能超过一周。能把如此艰深且又是首演的曲目排练到这种境地，实在值得称赞。而张国勇不愧为国内对俄国作品最有见地的指挥，通过这场演出，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他为国内排练效率最高的指挥之一。因为这场音乐会，我们有理由对2012年上海的交响乐生活有进一步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