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的公平逻辑

　　邓聿文

　　今年的春运，出行人次据悉超30亿，其中铁路发送旅客2.35亿人次，同创史上最高。而今年在电话订票外，又有了实名制和网络购票的推出。

　　然而，前不久在温州打工的渝籍农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诉说自己的买票资格被网购剥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对网购这一新举措的抱怨。媒体大量报道了售票网络登录难、提交订单过慢、余票无法查询、网络吞钱不出票等问题，这大大出乎铁道部的意外，尤其是农民工这一春运的主要大军无法通过网购买到回家的票，更是勾起了社会对农民工回家难的关注和同情，从而弄得铁路部门颇有些尴尬，以致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出来说，农民工返乡可首选电话订票。

　　客观而言，网购作为新生事物，出现上述问题，情有可原。但尽管如此，黄庆红们对自身购票资格被“网购”所剥夺的抱怨，也说明铁道部在推出该举措时，确有对农民工群体考虑不周的地方。如果说，购票网络登录难等问题还可归咎于技术原因外，农民工因不会操作电脑或没时间上网从而丧失网购资格，则显然不是用技术原因可以解释的，严格而言，它属于个人的“权利”问题。而权利问题一般是由公共政策安排不当引起的。

　　从铁路部门的角度看，这两项措施的推出，直接目的是为了杜绝黄牛党及内部职工倒票等顽疾，给大家一个公平的买票环境。但这一新举措在提高全社会买票的效率和公正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善像黄庆红这样的农民工的回家成本，甚至使他们回家的路更漫长。

　　个中原因就在于网购这个新举措，未考虑到或者忽视了农民工群体的特点。对于农民工中的许多人来说，平时很少上网，即使上网也不熟悉网络购票流程，何况网购还要办理网上银行，因而可以想见，不会有多少农民工上网购票，即使上网，也多半买不到票。尽管在此过程中，铁路部门也为农民工出台了许多其他“优惠”措施，但在售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上述举措事实上对他们起不到多大作用。对农民工群体更方便的，其实还是原始的去窗口排队拼体力。

　　这告诉我们，当政府部门推出一些看似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策或措施时，必须对可能受它影响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进行仔细分析，防止它可能损害其中最弱势者的权益。假如无法避免这种损害，事后就需要合理补偿。

　　我们可以把这起事例看做是好心办坏事的一个典型。之所以有这种效果的落差，从铁道部的主观角度来看，还缘于铁道部想通过技术思路来解决一个体制问题。春运年年票难求的根源，在于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将2亿多人口从一个地方集中安全运到另一个地方，由于铁路的运能不是按此配置的，尽管在春运期间，动用非常手段最大程度对铁路运能进行调配和挖潜，但显然难以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这中间的落差很大。换言之，表面看，这表现为一个短时间内的运能不足问题，但实则是制度和体制问题，是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地区发展差距形成了这种春运现象。

　　因而，指望从技术角度解决春运买票难问题，并不现实。从近年情况看，相对于春节回家需求的增长，铁路的运能增加更快，但买票难依然如故甚至更难，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票难买问题，还是唯有从加快城市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着手。在此之前，要使农民工顺利回家，只能是给他们一个拼体力的机会，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也是最有优势的比较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