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能否再领跑

　　顾骏

　　最近，广东省的一些提法吸引了媒体和公众关注。此前，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的分组讨论中说：“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相对此前重庆提出的“以分蛋糕为重点”，广东领导的这一提法，被媒体冠之以“（做）蛋糕论”，并引发“当下中国到底‘做蛋糕’，还是‘分蛋糕’更为重要”的争议。

　　当前：广东须均富

　　2012年1月3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汪洋的工作报告只字不提GDP，而是更多地围绕经济转型升级与民生话题。

　　对于广东这些看似反差明显的提法，如果简单理解为半年内主政者的理念和目标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那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认为“做蛋糕重要”的同时，汪洋还提出要注重五个更加：“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生态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平安全”。所以，无论从广东自身发展，还是中国整体发展来看，真正重要的是深刻把握广东当前面临的转型需要，发现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找出对全国都有借鉴价值的转型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发展起步于外贸，“三来一补”缩短了经济起飞的滑行距离，但由此也造成广东的产业层次偏低，制造业大而不强，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足，长期停留在加工组装环节，研发和销售两端偏弱，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少，技术对外依存度达50％，整体处于“微笑曲线”低端，GDP虽高，财富含量不足。

　　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较好地处理了当地的基层利益关系，形成了市、乡镇和村三级经济并驾齐驱的格局，把部分土地增值的收益留给了农村和农民，但由此也带来了土地过于分散，难以引入大企业的问题，“腾笼换鸟”因此成为产业升级的前奏。

　　说到广东不再提及GDP，这看似一大进步，其实相比浙江不仅有些晚了，而且内涵相差更大：全国各省市中，浙江第一个从追求GDP，转为关注GNI。GDP即国内生产总值，GNI即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区别在于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在“温州人炒作”的名称下，浙江大量资金出省，已经在“浙江经济”之外，形成了一个“浙江人经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在省外经商办企业的人员约有600万，在全国有浙商参与的投资规模超过3万亿元。另外，经核准的浙商境外企业、机构超过4900家，累计投资总额112.2亿美元，覆盖138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中国最发达地区终将从经济数量之争，进入到质量之争，而在这个转型和升级的竞赛中，广东并没有领跑。

　　就省内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而言，广东在全国也没有领先，至今全省发达地区基本上局限于珠三角，2010年粤东西北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均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一半，仅为珠三角地区的三分之一。近年来，借助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战略，广东地区发展差异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相比之下，浙江省除了地处山区的丽水一地发展滞后，其他地区已经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达到了均衡。

　　地区间不平衡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表现，但在广东即使发达地区内部，同样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协调，其中尤以本地人与外来务工者的关系紧张为典型。深圳为大运会驱赶“高危人群”，引发舆论谴责；2011年7月25日，广州市才全面停收流动人员按人头每月2.4元的治安联防费；最近深圳市有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因为产业层次不高而依赖低端劳动力，却又对外来务工者多方歧视，如此缺乏公平正义，必定加剧社会矛盾和群体冲突。2011年内，潮州市的古巷镇和广州市的新塘镇先后发生农民工和当地人之间的恶性冲突，发生在新塘镇的打砸事件在卷入人数和持续时间上都令人震撼。

　　未来：广东应领跑体制创新

　　笔者在此列举广东在经济社会特别是两者的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短板，只是为了说明无论在“做蛋糕”还是“分蛋糕”上，广东还有很大的余地。确实，相比全国还有许多欠发达地区，广东以连续23年GDP总量名列第一的地位，有许多出彩之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广东才会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口号。

　　但反过来，广东要真正实现“幸福广东”，不仅让珠三角，而且全广东的民众，不仅让本地人，而且让所有在广东的外来务工者都切身感受到“幸福”，必须向其他地区学习，克服短板，实现自我超越。在这一点上，广东的政府部门尤其需要转变观念，创新体制和机制，在继续保持经济和社会活力的前提下，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完整履行法定职责，保障基本人权，维护公平正义，让所有的阶层和群体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