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后诗人眼中的春节：幼时的春节

　　

　　 苏历铭

　　 小时候，每当松花江封冻，江面上能够行驶运货卡车时，我就开始盼望春节的来临。佳木斯属于高寒地区，寒假放得很早，冗长而单调的假期里，春节是孩子们重要的时间坐标，因为这几天孩子们可以吃上肉馅饺子，或许还能得到一件新衣裳，再有就是点放鞭炮。

　　 进入腊月，边城过年的气氛开始浓郁，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在上世纪70年代的贫寒岁月里，肉类和主要副食品全部凭证供应，但人们脸上还是洋溢着满足的喜悦。忙不开时，父母指派我去副食店排队，必须在指定时间内购买限量商品，否则就会过期作废。从小我就知道，买肉要尽可能肥一些，这样可以提炼出猪油来，以便做菜时添加进去，好让清炖白菜泛上油星。

　　 佳木斯除了零下30度的严寒外，冬天的白昼时间相对短暂，下午4点不到，天就彻底地黑下来。某年春节前，在街上遇见一个醉汉，他摇晃着恳求我扶他回家。我答应了他，在昏黄的街灯下，往红旗印刷厂方向走。一路上他喷着酒气不停地说话，却不告诉我他家的住址，中间我想逃脱，又担心他倒地冻死。后来他终于想起住址，送他到家时，在门口处他在衣袋里摸索半天，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五元钱塞给我。当时我能感觉到心跳明显加快，血往上涌，这可是大钱，那一瞬间我想拿钱转身就跑。当年家中兄妹都在上学用钱，经常是没到月底就需要借钱，母亲就打发我骑车去高姨家，每次都借五元钱。我胆怯地拒绝天上掉下来的大钱，这时他爱人推门而出，一个典型的东北女子，高大而彪悍，掐腰而立。当我告诉她我拒绝他丈夫给的钱时，本以为她会谢我，结果她转身抽了丈夫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悻悻落逃，后来想想那五元钱或许是他家过年仅有的余钱。

　　 有一年春节前，父亲带我去商场买鞋，他答应送我一双翻毛的大头鞋。父亲原想买大一码鞋，这样可以穿上几年，可商场偏偏断码，仅有的尺码正好合脚。我担心父亲改变主意，怕他仍旧为我买一双胶棉鞋，在试穿时故意把脚趾头往前挤，以便脚后能容下父亲一根指头。他确认鞋还算比较宽大，决定付钱取货，那一刻我心中非常欣喜，以至于从春节开始，一直穿着那双大头鞋，直到柳枝泛起新绿，仍旧不舍得脱。

　　 为了干干净净迎接新年，除夕前，家中要彻底清扫，父亲就把任务细分给兄妹们。我不敢拒领任务，就通过甜言蜜语把它转给我的妹妹，她每次都是乐于完成额外的打扫工作，滋长我的懒做品性。除了打扫房间，每个人还要去公共浴池洗浴。购买门票时会得到一块小肥皂，它沾水后特别容易滑落，洗浴时我总怕它溜走。进入浴池之后，先是在热水池里浸泡，蒸汽弥漫，几乎看不清旁边人的脸，偶尔有人扯起嗓子哼唱京戏，反来复去就是打虎上山的片段。泡好之后，像拎小鸡一样父亲把我搁在床板上，然后用粗手巾搓背。父亲边搓边骂我太脏，我用余光看到后背飞溅的泥点，很像白色的雪粒。

　　 父亲是个讲究礼数的人，即使生活苦到底线，他仍在坚持旧有的习惯。除夕当天，要在有门的地方贴春联，那些春联都是他事先写好，独成一体的字，在裁剪好的红纸上，变成吉利而又向上的祝福，然后再写几个大大的福字，倒贴在窗户的中央，以及柜子的端头。当然还会糊出一个红灯笼，点上蜡烛，挂在仓房的避风处，以免被寒风吹破。边城之冷有时是没有道理的，站在风中，呼啸的北风能把嘴唇当成乐器，发出呜呜的怪声。

　　 年夜饭前，我们必须穿上新袜子，换上新衣裳，或者是新洗好的衣裳，父亲说，这样才是从内到外，辞旧迎新。那时家里有一台旧苏联制造的收音机，铁壳的，偶尔还会漏电，我们就在有限的波段里寻找喜庆的内容。我不记得它播出过娱乐节目，除了全国各地新闻联播外，印象深刻的就是长篇小说连播节目了。祖母健在时，她会连续几天和面、剁馅，耐心地教我们兄妹包饺子和豆包，然后放在高粱秆制作的席子上，拿到仓房里冻好。边城保留着满族人的习俗，正月里，尤其是初五之前是不动火做主食的，最多是在锅里把它们熥热。

　　 除夕之夜，一家人守在火炉前守岁，父亲每年都讲他12岁卖烧饼补贴家用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我们兄妹最早听过的励志课。其他还说些什么，我已全然不再记得，却记得大年初一天刚放亮，就催促我们起床，不管是不是大雪纷飞，都要衣着整洁地去到亲戚和邻居家拜年。那时每家每户都有厚厚的毡帘，必须要用力敲门，否则是听不到的。漫长的冬天导致边城有着独特的亲情，这和室内的厮守不无关系，这里的人们从骨子里都能认识到，抱团取暖并荣辱相守的只有亲人。

　　 祖母去世的那一年，家里蹊跷地养了一头猪。从初夏开始，祖母精心饲养着它，一直在说春节前杀猪，让我们兄妹敞开肚皮吃个够。第一场雪后，她却因心肌梗塞突然撒手人寰，走得非常意外，来不及说上一句多余的话。当时，我和祖母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天未亮她想起身做饭，拉开低度数的电灯后，半晌都没有动静。之后她轻轻推了我一下，孙儿，我不行了。我惊恐地高声喊人，她被抬往中心医院，却再也没有回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异常孤单，祖母的仙逝是我童年的结束。那头猪是否杀了，我竟没有印象，仿佛一切都已索然无味。

　　 尽管贫穷，过年时母亲总会给上零钱，让我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买上鞭炮。那几天我会沿街转悠仅有的几家日杂商店，精打细算，因为兜里的钱实际上买不上一挂长鞭。那些年，我没放过一挂完整的鞭炮，就把爆竹一个个地拆下来，装在口袋里，用点燃的香，再一个个地引爆它们，看它们在空中炸响，雪地上响彻孤单的回声。

　　 搬出油坊胡同的那年春节，似乎是一个暖冬，在外面疯玩之后，我感到异常口渴，回家发现玻璃杯盛着白水，我想都没想，仰头一饮而尽。玻璃杯装的是隔日招待客人剩下的白酒，由于家族酒精过敏的遗传，使我扑倒在火炕上呼呼大睡。那天是我平生第一次饮酒，昏睡中做了一个又一个奇怪的梦。其中一个梦是我把爆竹排满江堤，然后在除夕点燃，炸响声一直过了正月都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