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的守望者 用程国庆的话说，自己一家是首钢的香火，“就像血脉似的，别断了”。王峰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首钢院内的群明湖已成了绿头鸭的天下，这个由工厂冷却水积成的湖已有一半结冰，若在往年工厂开工时，湖面会呼呼冒出热气。

　　1月13日，是首钢集团老厂区完成搬迁调整一周年的日子。老陶一个人站在湖心，侍弄着他的3根钓鱼竿。他在首钢所在的石景山区生活了半辈子，但在去年以前从未踏进过这7平方公里土地。在他看来，首钢更像是北京西郊一个独立王国，一个钢铁的王国，威严而一丝不苟。

　　如今，偌大的湖面连同群明湖四周近20根烟囱全属于老陶和这群野鸭子。厂区内唯一的轰鸣是拆房子的声音，这里将拆出一条连接长安街的宽阔马路，作为首钢全新建设的开始。

　　偶尔有几个操着东北口音的蓝棉袄工人走过老陶身边，照面的第一声招呼是“还没咬钩啊？”老陶在这里垂钓经年，却从未有过收获。不是湖里没鱼，今天中午，还有人往里放生了两大袋半臂长的大鱼。

　　这些蓝棉袄工人不是首钢职工，而是来拆首钢的人，其中的一个人说，首钢将一些旧设备卖给了通化钢铁公司，他们要将设备拆下运往东北。这个人说完，掏出手机对准老陶和他身后的高炉，“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三代人的首钢血脉

　　52岁的程国庆是首钢第三炼钢厂留守处工人，他的工作是留守北京的总公司，做些绿化、卫生清扫和设备看护的工作。1979年程国庆高中毕业，当他的同学还在为工作发愁时，他已经进入首钢第三炼钢厂，成了一名整模工。

　　程国庆进入首钢工作似乎顺理成章，他父亲程德贵1939年就进了首钢的前身——石景山炼铁所，成为一名炼铁工人。程德贵兄弟4人，有3人在首钢当工人。到了程国庆这一辈，兄弟5人中也有3人在首钢工作。

　　如今，程国庆的侄子在首钢NEC公司工作，成了程家第三代首钢人。程国庆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八角街道办负责安全生产工作，也算间接在为首钢服务。用程国庆的话说，自己一家是首钢的香火，“就像血脉似的，别断了”。

　　这条血脉在2001年时遇到过危机。这一年，中国成功申办奥运会，首钢开始调整压缩产量，困扰首钢员工多时的停产搬迁传闻终将成为现实。“会不会丢了工作”，“是不是和家里人要两地分居了”，“家里的老人怎么照顾”……各种猜测和疑问在工人中散布。

　　程国庆也开始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直到父亲的一句话让他彻底释然。老人说，搬迁是好事，你看国外那些钢铁厂，每次搬迁都能迈出更先进的一步。

　　事实上，程德贵说出这句话，心理却忍受着恋恋的不舍。2004年，程德贵突然提出要到5号高炉上看一眼，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钢建造的第一座大型高炉，程德贵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

　　当时年迈的他行动和说话都成问题。见到高炉的一刻，程德贵两眼直直的，什么话都没有说，最后只是向5号高炉挥了挥手。几天后，老人去世了。

　　留守老厂区以后，程国庆接受了一项全新的工作，成为北京市百姓宣讲团的一员。他宣讲的主题，就是自己的家族与首钢高炉。程国庆格外珍惜这个身份，有一次，周末赶回驻地的途中遇到国庆限行，为了不耽误宣讲，程国庆步行几十里路，赶到驻地已是夜里十二点多。

　　首钢的守望者

　　程国庆进入首钢时，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年头。首钢进行了承包制改革，完成国家定的利润指标以外，剩下的利润六成用于扩大再生产，两成用作职工福利，还有两成作为工资奖金。

　　推动首钢承包制改革的，是当时的老总周冠五。在首钢，周冠五至今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就连在群明湖钓鱼的老陶都说：“首钢的工人都念周冠五的好”。

　　“周冠五曾经说，首钢工人的工资是生活费，首钢工人光靠工资，根本买不起房”，老陶说。在首钢老厂区方圆几公里范围内，都可以看见首钢的居民区。

　　1979年5月，在周冠五的领导下，首钢开始实行承包制，将生产任务和生产指标层层承包，以此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1982年，首钢试行承包制得到国务院批准。其内容大致为在每年上缴利税递增7%的前提下留成利润。当年，上缴利税后余额4000万元，“工人都乐开了花”。周冠五制定的分配原则是：60%用来投入再生产，剩余部分工资和福利各占一半。

　　工资和福利的提高让大家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周冠五回忆，一个分厂厂长在得知自己涨了工资后说：我大学毕业第二年定级32.75元，结婚生了孩子还是32.75元，我都30年没涨过工资了。

　　就这样，激增的收入让首钢的工人们拥有了集体的荣誉和归属感。事实上，这座以首都命名的钢铁厂从建立伊始，工人们就来自五湖四海，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人并不占首钢工人多少份额。周冠五本人则是因为在北京做手术，在中组部安排下转业到了首钢。

　　1985年9月，381位首钢工人在比利时拆了一座名叫赛兰的钢厂。钢厂占地42亩，设备总重量62000多吨，2.8亿个大小零件，拆迁编号写满了22册。

　　一年后的1986年8月，赛兰钢厂从天津港上岸，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台120轮大型运输车载着转炉的炉体，14台大型拖车载着总计1300吨的设备构件在开道车、标杆车、指挥车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北京石景山，沿途围观群众无数，有的甚至爬到树上张望：看，首钢“搬”来了一座钢厂。

　　在冷冰冰的机器和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面前，首钢是一座无根的钢铁厂。

　　它依靠紧密的齿轮和炽热的炉温，吸纳了成千上万的炼钢工人来到北京的永定河边、石景山下。又靠着

　　工人的双手和炉膛里流出的铁水，再造了一个社会。

　　如今，光是偏居首都西郊的老厂区就已占地7平方公里。

　　石景山区从业人员的40%是首钢人，加上家属构成了石景山区居民的主体，2003年石景山区GDP的56%以及第二产业增加值的72%来源于首钢。

　　走进随处可见的首钢居住小区，随便一位晒太阳的老人都可以讲出自己和高炉、铁水的故事。

　　社区关怀行动

　　改革开放赋予了工厂又一层意味，这个以工人和建设为主题的大院开始追求另一个标签：资本。

　　早在1985年，首钢就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方针。试图开展资本运营，努力实现企业资本效益的最大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在周冠五倡导下，首钢先后兼并了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所属的13家军工厂、原冶金部所属的两家地质勘察设计院、原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的3家建筑企业。一时间全国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印上了首钢的痕迹。

　　这座初具成就的钢铁厂不甘心窝在石景山下，它希望将根扎在任何一处资本盈利之地。

　　1992年11月5日，首钢以1.2亿美元购买秘鲁铁矿公司，把周冠五的扩张计划发展到了极致。近到香港的上市公司，远到秘鲁、津巴布韦的项目，首钢介入了全球的钢铁、建筑、运输业务。

　　2001年，时任《首钢日报》文化版编辑的朱文鑫在和妻子商量后，离开了首钢老厂区。按照首钢搬迁的要求，像朱文鑫这样的双职工家庭，可以“走一个留一个”。

　　朱文鑫原本打算从女儿在妻子怀中孕育开始，一直到女儿18岁成人，每天一篇日记做全程记录。然而，这一习惯必须在女儿11岁时终止。他到了河北唐山，最终进了首钢新厂的保卫处。

　　新生活并未降临在朱文鑫一个人身上，周一到周五，吃完晚饭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满眼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就像“35到50岁这拨男人都出去打仗了”。

　　2010年，首钢人事部门对16个单位的14782名在本部工作的科级以下人员分流意向进行了摸底调查。从调查情况看，有51％选择支援新项目，他们主要在44岁以下；36％选择留守护厂，主要是45岁以上的职工；有13％选择了其他渠道，如内退、退休、自谋职业或如期解除合同等，“这部分职工有的是差不了几年就可以正式退休，也有的是不愿意离开北京大城市”。

　　安抚分流职工成为一项政治任务，首钢发布的信息显示，分流的数万名职工中“实现了零上访”，而搬迁正式启动后，首钢建立27个各种心理咨询机构。

　　首钢职工聚居的社区也启动了社区关怀行动，这些被关怀家庭中，包括刚嫁到北京仅几年丈夫便随厂搬迁的外地媳妇、带着两岁半的小孙子独自生活的老人，关怀的形式让人们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火红的钢铁年代：合唱队、舞蹈队、送温暖。为了体现集体的温暖，首钢举行了一届历时7个月、近3万人参加的职工运动会。

　　1月13日的夜晚，首钢完成搬迁一周年的冬天。冷夜孤星，映照着厂区里已冷却的冷却塔。单身宿舍只有几栋还亮着灯光，里面住着拆设备的东北工人，在楼下的小吃部里打菜喝酒。

　　只有那辆1958年就已开通的58路公交车，依然日复一日地穿行于喧嚣的地铁站和空旷寂寥的废弃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