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如何才能让标普闭嘴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今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欧债问题再次传来了不祥的声音：标普13日宣布对欧元区除希腊以外9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下调，其中包括一直持有最高3A级的法国和奥地利。笔者暂且撇开美国信用评级公司与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口水战，分析在接下来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新一轮博弈中，欧债问题的发展会让世界经济出现怎样的变化？中国经济又会受到哪些牵连？

　　欧债危机会否引发流动性危机

　　首先，令人最担心的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否会触发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并由此导致欧洲银行体系违约事件、欧元暴跌而引起国际货币体系动荡问题。

　　事实上，随着欧债问题的恶化，以德法为首的欧元区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致同意启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来建立确保欧元机制稳定。为此，通过拥有最高3A级的发达国家的信用水平，为信用评级较低、缺乏独立融资能力的债务国家提供担保和低成本的资金援助。本来，在这次信用级别下调之前，EFSF能够拿出最大规模的资金额度是4400亿欧元，现在由于法国和奥地利的“出局”，估计政府担保能力会下降到2600亿欧元。欧债问题已经从原来小规模的希腊延伸到经济体超大的意大利。一旦意大利等债务大国陷入孤立无援的违约境地，欧元区出现的风暴，一定会超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厉害程度，必然通过贸易、实物投资、资本流动以及市场信心等各个渠道，重创世界经济的复苏格局。

　　其次，欧洲银行业的资产结构，在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繁荣过程中，更多地集中在欧元计价的资产上，从而导致它们抗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十分低下。

　　这次标普的评级，不仅破坏了EFSF的信用基础，增加了欧债国家市场融资成本，更会触动欧洲银行业的恐慌性资产组合的调整，尤其会减少对法国和奥地利债券的需求比例。随之而来的美元和日元的攀升、全球资本市场市值的重挫局面，也会跟随它们资金的移动此起彼伏。作为美国债权大国的中国，也可能会无奈地扮演起国际资本的“避风港”。香港等离岸市场人民币波动的迅速增加，也会立刻影响到人民币整体的稳定和中国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度和难度。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海外资金援助的动力和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正在随着欧债国家紧缩财政的压力加大和公共投资与创造就业机会能力的下降而变得越来越弱。

　　从目前来看，欧债问题的解决和欧元机制的稳定，有可能要落到IMF和海外拥有大量世界货币的国家身上。于是，信息透明化的要求，对债权人和纳税人负责地改革债务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各国政府放下私利齐心协力地进行“政策协调”的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出资的条件、规模和时机，很难会比现有的欧洲自身救助机制来得更为有效。即使IMF采取先解决问题再说的策略，IMF的成员国会不会也认这个理去慷慨解囊呢？欧债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笔者已经不看好IMF和欧盟对外国政府的游说还能够发挥多少的实际作用。

　　只剩3张“非传统的牌”可打

　　解铃还需系铃人。欧债危机当务之急的解决方法，只剩下三张“非传统的牌”可打。而欧盟却试图联合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努力形成明确的管理规则，即让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债务危机国“闭嘴”。其实，标普现在的“乱说话”，充其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欧债问题的升级，绝不是构成欧债问题发展成流动性危机的根本原因。

　　简而言之，为了防范流动性危机，可打的第一张牌就是欧洲央行必须忍痛放弃盯住通胀单一目标、维护欧元信用的常规态度，坚定不移地向金融机构及时投放流动性，而“币种”的选择最好用美元和日元。尽管这种非常规性的做法会让救市成本很大，但其目的简单明确，就是坚决不能让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因为一旦违约问题演变成流动性危机，欧洲央行再怎么放量救市，崩溃的局面也不会挽回。而金融机构更会恐慌性的进行资产大甩卖，争抢流动性，结果自相残杀，加速危机的全面爆发。

　　第二张牌就是尽快通过立法和各国公民的投票，来认可“欧洲稳定机制”(ESM)存在的合法性。其操作宗旨就是规定任何欧元区的成员国都要按比例拿钱出来形成资金池，当然这种类似“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强制性做法，不会受美国三大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左右。预计合法性顺利通过的话，ESM可以拿出将近5000亿欧元的资金，若能够加上EFSF的信用融资规模和民间资金规模，再由少量IMF框架的援助资金的配合，那么，欧债问题是能够走出死亡之谷的。

　　第三张牌就是迅速将民间企业、各国政府机构和国外债权大国联合起来，通过开放贸易和投资渠道、降低准入壁垒，来迅速获取海外“贸易信用”支撑的资金援助。目前，这张牌的主动权掌握在欧洲各国政府的手中。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两种影响

　　欧债危机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果流动性危机爆发，短期内会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的步伐、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环境的有利地位；而中长期内会影响中国企业生产的成本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创造财富的方式，中国社会大众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意愿，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力度和大国发展战略的方向。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和深度的论证，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危”中有“机”，而“机”中藏“危”，我们丝毫来不得半点的大意和轻狂。

　　二是如果不会出现流动性危机的状态，中国更应该坚定不移地与欧洲的主要强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往来，更应该在治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国际事务中加强与欧洲多方面的联手。

　　总之，今后中国能否在当今欧美经济剧烈动荡中迅速成长起来，能否形成让服务经济做“实”而且又能覆盖国内全域的产业辐射网络，能否利用已经集聚到我们身边的世界500强企业和机构的比较优势，形成给世界带来共赢的增长方式，关键就要取决于我们市场的开放深度、产权意识的明晰程度、公共服务理念的覆盖广度、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以及公平竞争的多元化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