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民医保困局

　　周佳

　　张涛曾是法国某著名银行的量化分析师，年薪20多万美元。美国的医疗条件曾经是他津津乐道的一项内容。“医生都能叫得出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工作和家里情况，每次看病，他们都会对我嘘寒问暖，和国内那种例行公事，冷冰冰的看病态度截然不同。”

　　和国内不同，他和家人有自己固定的全科医生、牙医。他的妻子怀孕后，也有自己固定的妇科医生。每次看病预约后，等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然而最近，由于公司大量裁员，他也未能幸免。

　　张涛一家三口曾参加公司统一购买的Aetna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每月自己负担的保费为240多美元。另一部分则由公司负担。失业后，按照美国的法律，张涛依然享有该公司和保险公司拟定的优惠价格，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能根据张涛一家过去的病史，随意增加保费。张涛的妻子怀孕36周，因为不同医生愿意接受的医疗保险不同，所以刚开始，张涛并没有想过要换保险。

　　“公司的医疗计划寄到了，说我能够继续享受一年优惠的价格，但是我必须负担每月所有的保险费用，公司不再共同负担。月保险费用是……”张涛顿了顿说：“每月1800美元。我当时就觉得是当头一棒，失业后，政府每月给我的失业救济金也只有1600美元。全部拿来付保险费都不够。”

　　当然，张涛没有选择继续那份“优厚”的保险，转而申请政府的贫困医疗计划。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妻子的妇科医生、女儿的儿科医生都不接受政府的任何保险。“当初有Aetna医疗保险的时候，我选择的都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医生。现在医生的助理说，自费的话，门诊每次400美元。”

　　张涛的妻子由于已经是怀孕后期，一大圈电话打下来，没有既愿意接受政府贫困医疗保险又接受怀孕后期妇女的医生，最后托了朋友才终于找到一位医生。张涛女儿的儿科医生也换成了接受政府医疗保险的医生。

　　“那些医生每天看很多病人，预约形同虚设，每次等候一到两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医生态度也差很多。以前，等候半小时以上，医生助理就会出来道歉，并请我们吃点心。”

　　张涛的经历只是美国医疗制度的一个缩影。美国的医保制度分政府和商业保险两种。美国3亿多人口中，约50%完全由所在公司购买的商业保险计划覆盖。和公共的医疗保险相比，商业医疗保险支付给医生更多的治疗费，所以受保人往往可以选择更好的医生。而国家的保险制度有三种：65岁以上退休老人享受“老年医疗保险”。第二是低收入人口享受的“贫困医疗救助”制度。第三个制度是“儿童健康保险计划”。救助对象为19岁以下儿童。目前该制度受益人群为737万人。美国政府的上述三个医疗制度覆盖人口大约1亿人，仅占美国3亿总人口的33%。此外，还有3000多万人大多为自雇者或失业者，既不享受商业保险，也不能享受政府的公共医保，没有任何医疗保护。

　　张涛失业后，参加的是“贫困医疗救助”。由于该保险给医生的报酬低，所以接收的医生远少于接收商业保险的医生。显而易见，美国的商业医疗保险非常昂贵，2007年全年，美国申请破产的家庭中高达62.1%的家庭首要的财务问题来源是“医疗费用过高”，而非“房价下跌”。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美国没有一个全民医疗保险体制，二战后，杜鲁门、尼克松、克林顿等总统都曾试图建立某种全民医保体制，均以失败告终。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公立医院的医生黄佳明告诉本报记者，没有全民医疗保险并不是件好事，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大多数公立医院的急诊部必须无条件接受任何病人。这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这里经常可以收到没有任何保险的病人，他们看的并不是急性病，但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不付钱，我们也必须医治，所以就来了。这样他们占用了真正有需求者的资源。目前，我们急诊病人平均的等候时间是4~6个小时。”

　　也正是因为这样，奥巴马提出了以“强制参保”为核心内容的医改法案。该法案要求2014年起所有美国人必须购买医保，否则将被罚款，希望使全美三千多万没有医保的人获保，实现“全面医保”。但以共和党为首的“反医改阵营”最终以“医改违宪”为由成功将此案提交最高法院。

　　目前，最高法院计划在6月底做出裁决，那正是民主共和两党竞选活动最关键的时刻。然而，美国著名的无党派调研机构凯瑟家族基金会去年11月底的民调显示，奥巴马的医改仅得到37%的美国人支持，5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