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创新三条路径上设立防火墙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

　　万荃

　　记者万荃记者：您认为要如何防止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

　　杨涛：金融创新的路径大致有三条，即金融产品、机构和制度创新，要实现健康的“创新”，防止金融风险向危机过渡，就必须在这三条路径上设立防火墙。

　　从金融产品创新来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之际，有两个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一是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应该掌握好；二是金融创新的技术要避免滥用。对我国而言，首先要坚决打好创新基础，以优质资产来衍生出新产品，不良资产始终只能作为补充。要注意优质资产是可能变化的。同时，处于创新初级阶段的我国，更不能追求过于复杂的金融技术，而先要创新出各种债权和股权类基础产品，避免好高骛远的发展。

　　从金融机构创新来看，核心问题是要关注混业经营的风险。在次贷危机中，许多欧美银行由于表外证券业务损失惨重，不得不压缩信贷业务，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紧张，这已是危机的萌芽因素了。应该说，在国内各界对混业经营的热情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次贷危机敲响了新的警钟，也就是必须充分估计到混业经营的风险。作为金融业的微观主体，所追求的依然是成为主营业务突出、专业优势明显的金融服务机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银行。

　　从金融制度创新来看，最重要的就是监管制度和创新激励约束制度。在我国，原本监管体系就亟待完善，加快创新的大趋势使监管改革的压力更大，某种程度上“监管先行”才能创立最重要的危机防火墙。同时，政府对创新的激励约束政策，要关注经济周期性风险。产品创新本质上是对未来前景的看好，如经济背景逆转，则可能出现创新失败，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与次贷危机的关联，就是很好的例子。

　　记者：您如何理解我国金融创新的潜在风险？

　　杨涛：对我国来说，首先，最大的潜在风险是金融创新给银行体系带来的不稳定性。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习惯于从事稳定利息收入业务，金融创新所支撑的表外业务经验略显缺乏。随着金融业务综合化、金融活动国际化、金融交易电子化、金融衍生产品复杂化、金融服务个性化等新特点的出现，商业银行也面临更难以捉摸的市场风险和挑战。

　　其次，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可变性，对监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金融创新改变了传统金融只包括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理念，创造出大量流动性和高收益相结合的新衍生产品。在便于融资和债务创造的同时，也可能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同时，创新的两大目的包括融资便利和风险转移，各种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得市场风险转移更频繁，如果市场主体转移呈现同一方向，有可能出现风险高度集中，从而导致金融危机。还有，创新使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外部资金的冲击更容易影响国内市场。面对这么多新现象，能否改善监管模式是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关键。

　　最后，金融创新还可能带来金融体系之外的不稳定因素。由于国内投资者的很多理念还不成熟，没有形成足够的投资理性与风险承受能力，在特定创新风险凸现时，往往会冲动地要求政府解决或监管者承担成本，这就需要一个各方共同致力于转变金融理念的过程。

　　记者：您认为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框架设计应突出哪些重点？

　　杨涛：在创新中优化政府监管机制非常重要，这也是加速金融创新的前提。具体来看，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重点包括：第一，不断修改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如《贷款通则》；加快新的法律制定进程，如《放贷人条例》等。从而逐渐构造一个完备的、可依据的、高效的监管法律体系。第二，加强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常设机制，解决现有监管框架下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矛盾与低效率。第三，由于金融创新的加速，针对商业银行的一些微观审慎管理失效，使得针对产品和市场的监管失效，因此未来要着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完善。第四，重视监管方式与内容的改进。一方面，将来会从过去强调针对行业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业务进行统一监管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着力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另一方面，考虑到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而且金融创新在国内市场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因此未来将更加重视应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产品创新的潜在风险。第五，加强国际间监管标准的统一性，防止监管标准不同导致市场中出现监管套利。并且逐渐与经济关系紧密的各国加强监管协调，努力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共同的监管框架和共同的风险处置方法。第六，重视解决监管风险产生的源头。通过金融监管来控制风险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金融风险产生的源头得到控制，如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融资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