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回归主业何须三令五申？

　　——十九评发展实体经济

　　李思贤

　　 中央企业突出主业，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强调好几年的提法了。为什么中央总是这么强调，而且近来有紧锣密鼓的意味，这就值得人们深思了。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2011年12月23日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表示，央企要把保持企业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突出主业，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新年伊始的2月4日，张德江副总理在湖北调研时强调中央企业要把稳增长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突出主业，做优做强实业。在去年11月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重要场合也数次强调突出主业与实体经济。

　　“中央企业要明确战略定位，做强做优主业，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说的话。

　　不仅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中央各部也不断发出“金牌”。近日，在78家房地产为非主业的央企“磨磨蹭蹭”不愿退出房地产市场的时候，监管机构日前向商业银行下发了一份房地产央企“红名单”。只能对名单中列示的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等16家房地产央企提供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对16家之外的非房地产主业央企不得提供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而此前下发的存量贷款也要及时回收，做好资产保全工作。

　　这样的文件已经发过很多次。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十一条”)中提出“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企业的房地产投资行为”。同样，国资委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出台，也提出央企要慎重进入股市、房地产和期货等高风险领域，已经进入这些领域的，要规范程序，严格考核。

　　一直以来，央企“退房”难，在行政清退效果并不显著的时候，才发生监管机构要求银行通过资金的收紧来加速非地产主业央企的退房进程，这有点强逼的味道了。

　　为什么中央要三令五申？为什么文件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颁布？因为问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

　　说起中央企业的过度多元战略，已经有十多年了。2002年时，曾有人这样描述央企：“下到大饼油条，上到卫星导弹，央企都有涉及。”　一直以来，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央企首先应该具备企业属性，而盈利是企业的天性，无可厚非。因此央企多元化发展，跨行业投资是一个企业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表现。”对于这样的说法，一度赞同者众多，甚至有人认为政府调控过多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有一个精彩的镜头：在北京广渠路15号地块的拍卖会上，由中化集团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化方兴的企业代表在竞拍后期几乎完全不顾价格，只要看到有竞价的，就毫不犹豫地举牌压过，“误差”不超过一秒，全场举牌高达22次，完全没有其他开发商低头不停计算土地价格的过程。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企曾有过多领域投资过程，目的是以分散风险，所以不少企业都走上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在非主业领域大量投资，从而造成了企业普遍存在主业不明、主业不强等现象。 但是，随着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战略已经有所调整，央企不仅必须把自己的主业做大做强，取得国内同行业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必须准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从原来的保值增值到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国资国企改革的任务是制止当时存在的国资流失，实现保值增值。第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第二阶段，进行结构调整，发挥国资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战略作用。 这一阶段，大概以2005年为界。

　　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国有资产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中央的国有资产应该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以及关键行业，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但是却也有人以央企是“企业”定位为由，把经济效益看得过重，甚至绝对化。

　　央企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是解决央企退出房地产的前提，也是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的基础。上至中央，下至国务院国资委，对央企的定位是很明确的，那些认为中央企业没有定位，中央企业也是普通的经济组织，逐利是其天然属性的观点不仅违背中央精神，更是颠覆了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共识和大方向。如果认为中央企业也是普通的经济组织，什么赚钱便进入什么领域，那无疑从根本上推翻了国企改革的基本共识，会对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目标造成颠覆性的破坏。

　　中央企业的非主业化不仅导致自身的困境恶化，最严重的在于加剧了经济环境的恶化。经营垄断行业的央企，掌握着雄厚资金和资源，无论进入哪个领域，初期都将对在此领域内已经站住脚的民营企业产生巨大的冲击，许多资金实力不强的民企被强行并购，但是由于对新行业了解不深，央企容易犯急功近利的毛病，大手笔投资，盲目扩张，必然影响该领域的健康发展，当这种行为在更多领域里发生，将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

　　央企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经济责任的过度多元化会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房地产行业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大量央企进入房地产，拥有民企不具备的资金优势以及银行资源，攻城略地，无疑是房价虚高的重要推手，当房价高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时候，社会矛盾被激化，央企和社会民众的矛盾愈演愈烈。

　　而一直专注于主业，或者突出主业的基础上在产业链条内多元化发展的企业，确是另外一番景象。比如作为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中国大唐集团，由于火电比例最大，同时煤电矛盾、运输瓶颈等问题，亏损严重，几年前也有跨行业发展，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的争论。但是作为央企，大唐把社会需求放在第一位，坚持“主业超强、有限多元化、稳健经营”的方针，围绕主业强力整合各种资源，保发电量，稳步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主业的实力和竞争力。随着2011年两次提高电价，大唐集团董事长刘顺达表示“电价调整释放积极信号，火电的春天已到来”。显然，他们这个春天来得不易。

　　世界范围内，回归主业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在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中，出现了精简业务内容、由多元化经营向核心业务回归的热潮。上世纪90年代多元化经营程度最高的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也逐渐把经营失败的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重新确立自己的技术特长，集中发展主营业务。国际企业界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全球500强企业中，80%的企业是专业化的公司，只有20%是多元化公司。

　　央企是中国企业的领头羊，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央企在回归主业、行业发展、产业发展中要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央企做强做优主业是因为不仅要追求经济指标，也要兼顾经济责任。央企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企业，有必要也有责任承担维护国民经济稳定，保持良好的经济环境。国资委没有单纯地依靠经济指标来评价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而是着重关注该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重大的经济决策情况，比如国有资产的处置情况、招投标情况、重大投资情况等。央企属于全民所有制性质，其存在的主要依据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为全民谋取红利。如果央企纷纷脱离主业，将全民委托经营的资金用于争当地王，就会推动房价进一步非理性上涨，使民众居有其所的门槛一再抬高，进而积累更加难以解决的民生难题。央企与一般企业不同，如果只重赢利，不履行社会责任，就丧失了享有垄断资源的法理基础。

　　央企做强做优主业是因为要处理好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关系。为保证央企能满足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的多元标准，保证各家央企能够各归其位，回归主业。中央企业承担着未来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性任务，必须静下心来努力做大主业，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给全社会倡导投资制造业、投资实业的风尚，而不是短期投资获取暴利。因此，无论是宏观层面而言，还是微观角度，中央企业投资房地产都具有极大的弊端，既可能戕害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又会扰乱市场秩序，同时，还存在着极大的投资风险。

　　央企做强做优主业是因为要处理好企业与社会民众的关系。央企处于经济活动的垄断地位的事实再加上近几年央企曝光率大幅提升，很容易让民众对央企的行为产生抵制。要想尽快化解公众的“怨气”就必须从改革垄断机制、监管机制、薪酬机制等方面着手，让整个央企的经营各个过程公布于众，接受舆论的监督。央企通常被诗意地冠以“共和国长子”的称号。长子要当半个家，这个家既有富人，也有穷人。央企的责任，首先是反哺占据多数的穷人，而非相反。

　　央企做强做优主业是因为要处理好主体经济和多元经济的关系。央企内部的转型升级也刻不容缓，国资委所要求的剥离副业并不是一棒子打死，而是要求各央企剥离与主业关联不大的领域，而在产业链之内的多元发展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是大力提倡的。国外大企业的发展大都经历了由专业化、多元化到回归专业化的轨迹。我国大企业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应当以做精主营业务的战略思想来增强企业实力。

　　频繁曝光的“央企地王”曾经构成了一段时间以来令人惊心动魄的社会焦点、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要正视这种压力，必须戒除央企的房地产毒瘾，根本在于戒除央企对“暴利”的心瘾，这需要对央企内部激励机制进行改革和再造。就性质论，国有企业兼具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这意味着逐利从一开始就不是央企的唯一目标，它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了让央企专注于更具公益性、前瞻性、战略性的主业，从2010年开始，国资委甚至将对央企考核中实行非经营性收益减半计算。

　　尽管国资委多次强调央企要突出主业、发展主业、做强主业，然而，“不太听话”、“不务正业”的央企仍然存在。这些央企打得响亮的利润算盘外，是其自身及更多群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损失：过高的住房成本意味着中产阶层财富的空心化和低收入群体梦想的空心化，多数人因房而不敢或无力消费，意味着转变生产方式、扩大消费内需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央企社会公信力的下降。

　　也因为此，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央企做强做优主业，央企的管家们当深深体味中央和国资委领导的一番苦心。

　　2012年，央企“主业回归”，“做强做优”的大幕已经拉开，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