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全新的观察视角

　　陆建德

　　一百年前，狄更斯的小说加深了中国读者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十九世纪末，不少士人喜欢用简单的两分法来看待中西文化：两者本质上截然对立，绝无沟通、调和的余地。但是大量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却让人们渐渐意识到了人类的共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必要。它们不仅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同时又提供了观察本国的文学与社会的新视角。

　　狄更斯的作品当年由翻译家林纾译到中国，对中国新文学产生后的第一代中国作家具有决定性影响。

　　晚清文人往往以为，中国在“奇技淫巧”上不如人，中国的文章却是世界第一。最早翻译狄更斯的林纾则不然，他更愿意用比较的眼光来欣赏域外小说的长处。他在《滑稽外史》（1907，即《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短评中写道：狄更斯写尼古拉斯母亲的丑状，“每有所言，均别出花样，不复不沓，因叹左、马、班、韩能写庄容，不能描蠢状，狄更斯盖于此四子之外，别开生面矣。”也就是说，狄更斯幽默的风格不见于《左传》和《史记》等中国古籍，大有可以借鉴之处。林纾翻译这部小说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文言，也是“别出花样，不复不沓”，以致胡适后来竟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林纾还通过比较《孝女耐儿传》（1907，即《老古玩店》）与《红楼梦》指出，读者爱看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和男女之情，情有可原，狄更斯“专写下等社会的家常之事……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层社会写照，奸侩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

　　狄更斯在风格和选题上的优点得到大度的肯定，他笔下的英国社会也让有心人得到启发。林纾在《块肉余生记》（1908，即《大卫·科波菲尔》）序中写道： “英伦半开化时民间鄙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易言之，英国几十年前也有种种社会弊端，它在二十世纪初的强盛，是多年切实渐进改良的结果；中国人不能一味感叹中英之间的反差，“心醉西风”，只要大家振作起来，从教育着手，中国社会也会改观。同一年，他又在《贼史》（1908，即《雾都孤儿》）的序中说：“英伦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治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他希望中国的狄更斯们本着爱国之心也来呈现社会底层的真相，指陈政治得失，促使整个国家“从而改之”。

　　社会的改革其实要复杂、艰难得多。诚然，狄更斯的社会批评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促成了英国各个方面的进步，但是狄更斯并不会假定，社会的变革必然有利于世道人心。乔治·奥威尔曾在1939年发出冷静的警告：狄更斯对人的本性是不尽乐观的，他相信，只有靠道德的力量渐渐改变人性，制度上的更革最终才有意义。

　　我们看得出，狄更斯与中国有一份文字的因缘，我相信有很多中国的当代作家会记录我们的时代、批判我们的时代，同时又对时代做出出自自己责任与良知的贡献。从林纾翻译狄更斯至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新的译本更全，更忠实于原著，然而我们仅仅阅读还不够，还得像林纾那样不断提问，不断思考。（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本文选自新版《狄更斯全集》总序，经作者授权，略有删改）